中关村之死----（企业家概念）- -
企业家：一个迫切需要正本清源的概念
企业家：一个被中关村误用的词汇
企业家是这个时代真正的英雄。在这个观念多元化的时代，“企业家”这个词汇，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得到社会各个层次肯定的群体。但是，即使如此平白通俗的词汇，也经常被误读、误用和误解。
如今在中国，企业家这个概念往往被用在那些功成名就的大企业老板身上。是以财富的数量、企业的规模和名望的高低来衡量的。实际上，这是一个被误读的概念，更是被用错的理念。在企业家的大本营——美国，企业家主要的是用来代表那些开办中、小企业的人。企业家与小企业主几乎是同义词。而大企业的CEO们，更多被称为经理人和管理者。企业家的含义更强调自主的创新，所谓的企业家精神实际上也就是小企业创业的精神和经营风格。它是一个更加具有战斗冲动的概念，主要的驱动力来自个人独立并实现自我价值。比如建立一个私人商业王国的理想，努力征服困难表现个人出色意志的冲动，以及领略创造的欢乐和发挥才能的欢乐。这个理念与美国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不可分，美国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建立在私有制上的自由企业制度，强调个人在经济活动中的机会和表现，而企业家精神就是其基石。而已经成功地集聚大量资源的大公司，往往是市场垄断与过度集中的象征，并不是资源最有效的配置，不是市场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源头。
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中，取向往往是“崇上欺下，重大轻小”。传统的计划经济，更习惯于抓大放小。在轻视个人努力而重集体力量的观念下，往往是守业者而不是创业者，成了“企业家”。这也是一个概念方向性的错误，也引导着截然不同的观念。
过去中关村的胜利，是真正市场原发性的创新与创业的胜利，曾经涌现出一大批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可以说，是中关村孕育出中国最早的比较纯粹的“企业家精神”，并推动其成为社会主流接受的观念。但是如今，当其中少数人功成名就的人一次又一次被载上金灿灿的“企业家”桂冠时，实际上，他们可能早已经不再是企业家。柳传志、段永基等曾经是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但是现在已经成为“巨头”，承担着大公司的未来发展问题。他们其实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的企业家。因为他们的主要使命不再是创业和创新，而重点是运作大企业所汇聚的资本和资源，因此叫做“资本家”更加贴切，玩的可能是比企业家更高级、更有价值的事情。而杨元庆、郭为也曾经是成功的企业家，但现在却更主要是管理和推动一个大公司的持续发展，已经是真正意义的企业经理人。盖茨、杨致远、戴尔等等无数的IT英雄都是已经过去的“企业家”。但是，无论是媒体、政府还是大众，都习惯把他们继续称为企业家。而且好像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企业家。人们似乎把企业家当作是“终身”荣誉。其实，企业家是一个阶段性的概念。
这些“巨头”们牢牢抢占了“企业家”这个概念山头。而现在真正在努力拼搏创业，促进产业新陈代谢的无数还没有崛起的创业者，却被挡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也越来越缺乏成长的空间，甚至生存的空间。这种误读使得人们的观念产生了方向性的错误，阻碍了整个行业创业和创新的文化与氛围。而这一切曾经是IT真正的活力和动力！
历史明白无疑地证明了，高科技产业，尤其是IT业，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我们需要给“企业家”正本清源，需要重新塑造和呼唤企业家精神，把“企业家”的帽子还给真正的主人，重新启动这个产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创新之源。能够形成真正的企业家机制和企业家文化，不断推陈出新，使得企业家能够一批接着一批地产生出来，提升产业和社会新陈代谢的速度。这样，才是正常和健康的发展之路。这样，企业家的概念和精神才真正名副其实！
把“企业家”的帽子还给它们真正的主人，哪怕它们已经被我们用坏了！
创业篇：高危险、高代价的死亡游戏
“创新”、“体制”是一个早已被用滥的词汇，变成了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东西。到处都在喊创新，到处都把问题归为体制。因此，我们要探讨问题，必须首先使一些概念界定清楚，最好能够正本清源。
“创新”已经变得实在通俗，同时又被罩上一层神圣地光环，这个矛盾使得“创新”这个词汇的命运格外凄惨。其实，我们应该将“创新”还原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是一个明确的、可感知、可界定的事情。
说白了，创新之所以能够产生，就是新兴事物的产生能够得到鼓励并支持，同时能够保护她的生存和发展。因此，把创新问题说到最通俗、直白，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1、 合适的土壤和环境，使创新能够发生。
2、 有合适的机制和环境，确保创新不被旧有势力所抑制所扼杀。
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重要性不分彼此。而我们却常常片面化，失去了对问题全面的把握。尤其是第二点，根本就是被一直忽略。
阅读16大报告，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许多次提到“创业”和“创业精神”，总共出现不下7、8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过改革开放和互联网浪潮的两大洗礼，一些最具价值的东西开始在中国逐渐呈现：那就是创业精神的启蒙和唤醒！真正开始触及我们中国百年来落后的精神根源。而且，创业精神更是市场经济的引擎，是技术进步的，是社会发展的源头。中关村虽然越来越不适合创业，但是这并不妨碍创业精神在中国，乃至中关村的不断崛起。
前几年美国经济非常糟糕，包括IT业也是最萧条的时候，风险投资几乎停滞，创业公司遭遇极大的挫折。但是，我们也关注到另一个很关键的现象。美国在创业方面，特别是今年，是非常非常活跃的一年。美国政府有一个中小企业管理局，在2002年一年投入大概１２０亿美元，给５.２万家小企业提供贷款。全美科技基金会刚刚拨款３７０亿美元，准备投放到纳米和生物科技的研发和创业公司。美国很多的风险创业公司最近两年都不找风险投资，而转向政府基金的申请，申请数量比去年猛涨了１０７％。因此，虽然看起来美国的风险投资很不景气，但是，美国政府在这样的环境下，对小企业的扶持提升到非常大的力度。因为他们认为，泡沫可以破灭，股市可以大跌，但创业不能枯竭。创业与创新不但是美国经济复苏和持续发展的“引擎”所在，而且也是推动技术创新、解决就业问题和改善市场竞争状态的“动力”源泉。
但是，这个“创业”理念的内涵与我们过去已经用滥了的同一个概念完全不一样，甚至是有根本冲突的。创业与创新的规则和机制，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的规则，那么市场经济的规则核心是什么？实际上，它与我们传统的规则和观念刚好是头脚倒置的。
我们可以把市场划分为3个阶层：一是政府，二是大中型企业，三是个体企业和个人，他们构成市场的金字塔。显然，位置越高的政府和大企业资源越多，影响力越大，主导能力越强。那么，市场经济规则的制定原则刚好是倒置的，也就是说通过各种法律和各种规则，赋予个体企业和个人更多的能力和权力，而给政府和大公司更多的限制。这样平衡起来，市场经济就有了真正的动力。
但是，我们却完全相反，包括目前为止，所有的重心都依然是给强者赋予更大的力量，而市场真正的草根力量却越发艰难，就会变成一个没有活力、越来越“死亡”的市场。而没有这些草根力量的不断崛起，大企业也将成为无源之本。实际上，你要真正发展大公司，最好的方式，就是为它培育更多的小的竞争对手，比它有更竞争活力的，这是对大公司最好的一种激励。真正要倡导创业，我们的政府需要把头脚倒置的观念倒过来才行。就是要真正动用最好的资源给一无所有的创业者以机会，给青年们以资源。否则，依然抓大方小，依然喜欢为成功者锦上添花，依然片面追求短期的数据，那么创业就会依然是一句空话。
中关村作为中国高科技的名誉“领袖”，本来应该大力提倡真正的创业精神。破除过去的误解，还原创业精神的真正内涵。比如，创业精神与一些中国人最习惯、最欣赏的中心价值观是正面冲突的：比如追求市场的稳定性，强调市场的可控制性，欣赏已经稳固的成功者，扶持大企业。而真正的创业和创新精神，却是现有成功的对立面。一切已经成功的企业和成功的人，都是创业者努力“颠覆”的目标。因此，要鼓励大家去挑战联想、挑战海尔、挑战微软，而不是去敬仰和朝圣。也不要用宝贵的版面一遍遍去宣传柳传志，宣传比尔盖茨，而应该重点宣传和鼓励那些去挑战他们的人。不要把创业精神的大旗放在联想、微软这样的公司，不要把企业家（创业家）的帽子一直戴着柳传志、比尔盖茨的脑袋上。而应该改变价值观和市场机制，应该奖励给那些不断追求突破的个人和中小企业。
又比如，创业是一个高风险的事情，所谓高风险就是大部分人会失败。因此，对于失败的宽容和理解远远比对成功的赞美更加关键。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真正的社会保障体系，使青年人都能够输得起，败得起，这样才有人会前赴后继去创业。因此，鼓励创业精神，应该落到最实际的事情上，比如让创业的门槛很低，让创业的成本很低，让创业风险很低，让创业失败的代价很低，让创业免于被大公司所窒息。否则，创业精神还是逃脱不了空话和套话的命运！
2003年大学生就业成为全社会的问题。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础，但年青人完成教育以后干什么？创业应该成为大家最重要的一个出路。2000年统计，在美国参与创业的人口比例高达２１％，就是说美国５个人中就有１个人参与创业活动。这是美国经济活力和发展活力的真正源泉，也是它能够一次次走出萧条，继续发展的关键。
中关村的创业精神何时可以回归并发扬，就是中关村希望重新燃起的时候。
已经离去的中关村创业典范：王志东
从“中文之星”，到“新浪网”，再到今天的“点击科技”，王志东的3次创业历程堪称中关村的典范，而且一次次走向成功，更是一个传奇。
因此，对于创业精神，王志东应该深有体会：“联想到做网站时的亲身经历，我认为一个现象值得关注：为什么没有政府任何资金、政策支持的中国互联网产业能够在六、七年时间里就完成了成人过程，而且是中国所有行业中与国际水平差距最小的一个；而软件业获得了从上到下的扶持却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整个行业对政府扶持的依赖程度并未减轻多少？
这个问题的答案正是软件等高科技产业的精髓——创新能力。政府可以给钱、给政策，但给不了的恰恰是至关重要的企业自我发展、造血能力。回顾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史，和软件一样，互联网也是一个发端于国外、最初商业模式诞生于国外的行业，最初做互联网的一批人发现生搬硬套国外的模式在中国行不通，必须从研究市场开始，自己创新适合中国社会环境的产品，否则即使上了市也难有大作为。
短信、游戏这些赚钱的商业模式在美国最早都不被理解，但中国互联网公司的业绩使他们具备了教育美国投资人的能力。我始终坚信，企业的活力在于自身，来自外部的支持让你从无到有，未来的成功者必定是那些自主、奋进的公司。就此看，企业精神才是长久的竞争力。”
“三次创业，其实每次都有几年的时间。第一次做中文平台，有很多基本的招数，基本的技术都练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意识到中文平台的基本思想、核心技术，以及基本的市场策略，成就了BDWin、中文之星、RichWin的成功。
1993年因为第一次创业出现了问题，我知道软件创业必须引入硅谷模式，这就是四通利方开始的第二次创业，这是新浪的基础。虽然当时几乎所有人都怀疑硅谷模式在国内企业的可行性，但事实证明，第二次创业时的理念是成功的。
1995年10月，我在美国第一次接触互联网就发现，互联网代表未来，通过对互联网的了解，尤其通过对微软战略的了解，我认为软件和互联网的结合会是最有前途，最有发挥潜力的方向。从1996年开始，我们就陆续在软件与互联网结合的多个可能的方向上进行布局，后来成为新浪网的四通利方中文网站。后来这着棋意外地发展成新浪网。
但我一直想做的事，在新浪没法做。离开新浪后，我马上启动点击科技。创立点击科技不是心血来潮，是一直探索的结果。”
“第一次创业的时候，我实现了一个技术工程师的梦想。第二次创业，是完成了一个管理者的实践路子。第三次创业要运用之前掌握的一切资源，更有计划、更主动地实现新的企业理想。
其实每个阶段都需要有不同的定位，三个角色，每一个阶段，我觉得都挺精彩，我觉得一个人的定位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能否在你周围的环境里，发现那一个角色是别人不可替代的，同时又能充分发挥你的作用的，而不一定是你事先的策划。我现在在点击科技的角色，才是我至今为止不可代替的，也将是最精彩的。”
可惜，这个最精彩的篇章已经在中关村之外。前两次都选择在中关村创业的王志东最终选择了离开，在中关村之外开始了新的创业。
我手头有英文书籍——《未来及其敌人》（The Future and Its Enemies），幅标题是“创新、企业与进步日益激化的冲突”。论述了经济繁荣、技术进步和文化创新的内在规律。其中最刺激我的部分，就是对18世纪中国为什么失去世界领导地位的分析。作者Virginia Postrel谈到历史上的伟大的中华帝国，文化如此先进，欧洲人根本不能望其项背。然而，后来，中国却压制了制度演进的动力。
Postrel写道，“复古的理想、专家治国的行政管理及垄断性权力，一切都是加强稳定，不惜使社会陷入停滞，即使在有创造力的时代，中国的进步动力主要只是技术上的，而不是来自社会经济或政治方面，政府始终是官僚政治和专制统治……而占支配地位的哲学则讲求秩序、服从和停滞，跟所有地方的官僚一样，中国的官僚最热心的，也是维持现状。制度就得到强化——人们的兴趣与意识形态根本就不搭界。”中国就这样失去了创业精神，也丧失了世界领先地位。
如今，制约创新的体制正在消失，但是阻碍我们创新的观念和意识上的“禁锢”，依然非常强大。中关村的教训尤其惨重。其实，像中关村这样的地方应该成为很多王志东这样创业人物永远的栖息地。像王志东这样的人物应该是中关村一批批源源不断推出的“土特产”。可惜，这样的期望可以永远成为奢望了。
中小企业是中关村的生命线，创业者是中关村绝对的主角。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是体现中关村问题的最具说服力的方面。创业者对中关村的评价是最根本的衡量标准。如今，谁来理解中关村中小企业的艰难与痛苦？中关村与全球各地相比，哪里还有创业成本、创新成本的决定性优势。中关村的历史资源成为“存款”，后来人只是吃它们的利息。
村外故事：如果是一场赌博，我愿赌曹参一次！
中国IT业从来没有这样的赌局
2003年，有关微软涉嫌“抄袭”永中Office的报道掀起撼然大波。绝大多数的人认为这仅仅是一次拙劣的市场炒作而已。但是，很少有人去深入了解这个公司、这个人、这个产品。更少有人去透视创新的真正内涵。如果这是一场赌博，我愿意押曹参一次！虽然，为一场可遇不可求的创新而押注，风险极大。
第一次见到曹参，说真的，影响一般。虽然，他充满着斗志和信心，对于打败微软的自信高涨程度实在让人难以置信，甚至心中暗暗发笑。因此，我并没有多么上心。挑战微软何等之难，同时感觉，他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型创业者。“偏执”非常，缺点也明显：喜欢专注于一些技术细节，津津乐道，而对满足普通用户使用的普通功能好像缺乏兴趣。事实上，今天的永中也在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是，他将对我们的常识构成更多的挑战。
后来多次的交往，我渐渐感觉到这个家伙的确有点不同凡响。他所“玩”是来真格的。在得知一些事实之后，我更是大为惊讶：
1、 一生只赌一个产品。如今，公司人员规模已经超过200多人，开发产品已经快3年时间，但是收入近乎为零。而且，绝对专注于一个产品，不为任何短期收益所诱惑，也不赶任何信息化的挣钱热潮！一个产品赌到底。在中国，我没有见过敢于如此“狂赌”的公司！大家都是什么有钱做什么，同质化严重，核心竞争力匮乏。虽然，有着无锡市政府的投资，但是，曹参本人并不是空手套白狼，而是自己也是真正掏出钱来，投入公司。我不知道还有谁的创业有如此的胆识！如果把永中比喻为一场赌局，那么，起码在中国IT业，还没有如此执着、自信的赌法。比较而言，我自己更熟悉金山，朋友关系也更铁，几乎从自己一进入这个行业就成为最好的朋友。我也很欣赏和佩服金山的勇气，但是，对于金山一次又一次灵活的“赶潮”战略，我深不以为然。真正的创新绝不可能如此成就出来。这是我自己对永中也敢于“下赌”的重要原因。我觉得，这样的决心和毅力，有可能为中国IT业带来真正的重大创新。虽然，也有可能最后输个精光。
2、 一位58岁的“年轻”创业者。更吃惊的是，曹参这位时时刻刻斗志昂扬、自信异常的人，今年居然已经58岁！在我所见的二三十岁的创业者，也少有如此精神状态。无论是他的经济状况还是他的年龄，按照我们的常识，他早该洗洗歇了！这个年龄还到IT业来凑热闹，实在是不可理喻。比较起来，他的精神状态绝对比我们这些年轻人更年轻。因此，最后落得羞愧的很可能是我们这些年轻人！而不是曹参。
3、 目标全球市场。是的，这些年在中国，IT的商机无限：前有互联网热潮，后有信息化热潮；电子政务方兴未艾，软件泡沫风起云涌。引得无数IT公司奔劳追逐，不少善于来事的公司如鱼得水。甚至许多跨国公司都将中国市场当作利润支柱。但是，曹参一开始就把产品定位于全球市场。这不是简单的做秀，他一口气在美国申请了78项专利的举措，不但是中国软件业前所未有，也是大家想都没有想过的。
4、 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曹参做Office的历史比微软公司还要早，因此对技术方向的把握绝对不会随便“吹牛”。当然，除了眼光、胆识，创新、创业的成功更需要机遇。对于曹参来说，绝对是赶上了历史性的机遇：那就是政府采购。早几年肯定没戏，晚几年也不要指望。大好时机为永中带来了诸多政策、舆论和资源的“输入”，使其能够更加专注，继续完善产品。否则，这样的赌法必输无疑。
是的，要说曹参已经赢定了，那肯定是睁眼说瞎话，现在全世界大概也只有一个人会深信：这就是曹参本人。永中面临的挑战，以及存在的不足，可以罗列出无数。但是，创新的成功从来都是偶然，都是概率；创新的东西从来都是不完善，浑身上下充满缺点。
创新的神话和现实，和常识的敌人
可是，创新从来就是超越常识，超越常理。想想这10多年来全球IT业的创新吧。美国当然是全球IT业的创新中心，硅谷就是“旗帜”。但是，我们却看到，互联网革命最核心的技术创新：万维网（WWW）却是由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一个不起眼的“编外”人员——蒂姆·贝纳斯—李——完成的。软件业最重大的创新——Linux，源自一个完全属于IT业边缘地带的芬兰的一所大学，一个大学生的个人“杰作”。是的，在10多年中，IT业早已经巨头林立，IBM、惠普、英特尔和微软等都是每年数百亿美元的收入，每年数十亿的研发投入。随便一笔都足以把其他公司都砸死。但是，它们有没有为产业提供过哪怕一项引发产业变革的“根本性的创新”？
要知道，互联网革命崛起与90年代初期，主要创新基本都是由小公司和个人完成。IBM、惠普、英特尔和微软等真正开始介入互联网，都已经是90年代中期和后期，他们不过起到了火上浇油，和获取胜利果实的作用。微软会抄袭永中这样不起眼的小公司吗？可是你只要翻翻IT历史，就会发现微软“抄”的几乎都是小公司的创新，因为大多数创新都来自小公司。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虽然看起来有些偏激，都与大家的常识相悖，可是这些都是事实！
是的，创新不是一个新词汇，有点老掉牙了，甚至已经被用滥了。我们必须分清楚创新的不同层次。创新不能一概而论，一般分为三种：基础性创新、根本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三种创新的技术含量迥然不同。大公司重金投入，说完成的主要是渐进式创新。而对产业有着重大推动，甚至产生变革的，就是根本性性创新，本文所论述的创新，就是根本性创新。过去十多年，才大气粗的英特尔和微软每年投入数亿和数十亿美元于研发，主要用于渐进性创新。
永中遭遇一边倒的质疑与批评是十分正常的，也是创新开拓者们必须承受的。现在，我当然不敢肯定永中挑战微软能够大获全胜，但是我觉得它比国内其他所有的软件公司都有希望；虽然我承认永中的缺点和挑战有着无数，但是创新的成功往往不是这些缺点所决定；虽然我承认金钱对创新很重要，但是金钱从来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这一次，我愿意赌曹参一把，为永中喝采。因为我觉得创新方面，下赌大公司，是必输无疑。而下赌有强大创新意识的小公司，就有胜的可能。
而且，这样的赌局，输得坦然，赢得光荣！
联想技术之痛，痛在何处，痛到何时？
联想技术之痛的背后
翻开最新的《计算机世界》，看到了耳目一新的新版式，更加厚重而大方。当然，更注意的是封面文章《联想技术之痛》，很认真读完。尽管文章中还有许多含而不露，或者浅尝辄止的地方。但是，总体而言，这是一篇好文章。想起过去讨论相关问题的文章，一篇是蒋胜蓝的《痛苦的裂变》，一篇是刘韧的《柳传志心中永远的痛》。三篇文章的题目都有一个“痛”，我们就不妨简称为联想“三痛”系列。三篇文章从各自的角度抵达问题深处。触到了痛处，当然，是痛在不同人身上。
《联想技术之痛》点睛之处在于联想的高级副总裁、联想研究院院长贺志强的“四段论”：
第一阶段（1984年～1989年），联想依靠倪光南研制的汉卡在市场上立住了脚，挖到了第一桶金；
第二阶段（1990年～1994年），联想研发“四面开花”，研发方向很多，有程控交换机、打印机、主板等等；
第三阶段（1995年～1998年），所有研发人员都下放到事业部，事业部有各自的研发中心，公司级的研发几乎处于真空状态，联想在PC的产品技术研发上取得一定成绩；
第四阶段（1999年至今）联想逐渐建立起由联想研究院领衔的二级研发体系，开始从产品技术研发向前瞻性技术研发迈进。
这个“四段论”是经得起推敲的。作为当年倪光南的部下，贺志强没有轻易改写历史，该有的都点到了；当年联想的技术精英后来都基本流失，作为硕果仅存的老部下之一，不失柳传志这些年的栽培，贺志强也知道该有轻有重。如果充分了解背景，且能够深入思考的人，不难发现几个真实：
1、 倪柳之争最大的损失，不是两人的损失，而是由此造成联想技术研发的断裂。十多年建立的研发精英队伍后来几乎流失殆尽！
2、 除了汉卡、程控交换机、打印机、主板等重要技术成果，却忽略了倪光南在80年代末微机方面的研发功劳，实际上，这个贡献的意义可能超过汉卡。毕竟，汉卡永远是过去词，而微机则承接着今日PC的辉煌。不过，现在把握到这样的分寸，已经实属难得了。
3、 当年，倪光南技术创新也有过代价，但有失误再正常不过，今后联想可能付出的代价会更大（据说，损失最大的多口卡项目负责人就是贺志强）。可是，现在回头看看，汉卡就不多说，当年的微机成为今天联想的支柱，主板和打印机业务虽然没有太辉煌，但是也长大了。
4、 如果程控交换机、集成电路等项目能够坚持下来，也许就没有今日华为的辉煌，今天引导“中国芯”的可能就是联想。甚至过去这段的7年中，又能孵化出许多关键性的新技术。当然，这都是毫无意义的虚拟语气。
技术的幽灵从来不会嫌贫爱富
我是纯然的旁观者，与任何人物、是非无关，也没有进行任何采访。我只是一位冷峻而超脱的思考者。联想技术创新问题一直是自己思考的重点之一。因为，无论是透视中国IT业的发展，还是研究中关村问题，都无法绕开这个话题。
当自己历时四年，写完《影响全球IT业的100人》这本百万字的书，从深度贯穿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最大的收获是：终于明白了在IT业，什么会是持久的，什么会是速朽的！许多我们当下想当然的事情，历史可能完全不会认可，而变成另一个面目。时间是很残酷的，也很公正。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而留存下来的东西，不多。最终不是金钱，而是需要技术，来为历史中的自己确定篇幅、份量和耐久性。
今天，许多人以为，联想的柳倪之争早已尘埃落定。如今，柳传志背依庞大的联想集团，倪光南一节书生，两袖清风。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较量，不是一个档次的问题。
的确，在财富、名气和媒体舆论等方面，这场争论早以分出胜负，而且永远不可能再“更正”。但是，这场竞争又远远没有结束。因为“技术”这个幽灵，仍盘旋在这场貌似胜负已定的斗争中，不愿离去。
对于倪光南，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再不屑的人都得正视倪光南这20年来的技术眼光，从汉卡、微机、程控交换机、打印机、主板等，都是最好的印证。直到今天，细心的人都可以发现（我想柳传志应该比任何人都会明察秋毫），没有一个公司作为背景、近乎一无所有的倪光南，依然顽强地在中国IT业四处点燃技术之火，无论是国产CPU、集成电路、自主NC、国内Linux还是永中Office，都深深打着倪光南的烙印，星星之火随时都会燎原。倪光南会有弱点和缺点，但是在技术判断的敏锐和技术追求的执着上，业内可能还找不到第二个人。
这些年，杨元庆对于技术的偏执让我吃惊，也改变了过去我对他片面的看法。过去，连杨元庆朋友圈里的人都戏称他只是一头会卖PC的“骡子”。看着他能够克服柳传志的局限（杨元庆的可贵之处是他试图超脱于倪柳之争），在技术如此执着（免不了有些浮躁），的确令人赞赏和敬佩。
当然，在杨元庆重兵挥师技术的时候，倪光南也没有闲着。一个院士，一个政协委员，这么多年来一直处于“车库创业”状态，你不信服也应该被感动。大概除了技术，不知道他还有什么兴趣。好像一直在捕捉产业中的“技术气息”，随时准备热情相助，摇旗呐喊。因此，如果说，他是不幸的，那技术可以弥补他长久的失落；如果他是幸运的，那也必然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而IT业的“车库奇迹”依然没有灭绝。因此，今天谁要低估倪光南，谁可能就会跌眼镜！谁要是高估联想技术创新的成功概率，谁也会跌眼镜。IT业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就是“创新之神”永远不会嫌贫爱富，永远不会恃强凌弱，而是相反！有了技术创新，一无所有的一个人都可能发挥到极致，引发产业革命。
刚好，我在网上看到一篇11月11日的访谈，是网景创始人、互联网最具传奇色彩的技术创新者和创业者安德森的对话，主题就是创业与创新。31岁的安德森正经营着他创办的第二家上市公司Opsware，他说：“创新通常非常简单，任何个人都有可能在不经意间完成，但是，创新永远不可能来自大公司，也基本上从来不会来自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他的定论对许多人来讲，可能有些偏偏，却触及到许多真谛！
因为，大公司从来不是IT业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这个本性现在也没有改变。PC就不用说了，都是车库里的杰作。我们现在最热门的互联网，核心的创新都不是来自大公司。大公司是90年代后期才后脚进入。柳传志的技术冷漠和杨元庆的技术急躁，都会增加联想技术之路的难度和风险。技术创新永远是一场高风险的赌博。
痛是激励，无需粉刷
铁的事实是，至今联想依然要背负技术的痛楚和责难。过去，柳传志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为他有了杨元庆，是杨元庆真正打开了联想市场化的大门（而比柳传志有着更多资源的段永基就一直缺少一个“杨元庆”这样的人才，能够通过市场化能力使资源形成良性循环，而留下诸多缺憾）。未来，柳传志的胜负依然要看杨元庆的这场“技术之赌”的结局。
说柳传志有技术眼光，我想即使他本人也不会认可。他对当下杨元庆野心勃勃的技术战略心怀顾虑，也是必然的。但是，现在除了全力支持杨元庆，争取打赢这场技术之战外，他别无选择。不过，现在谁要说杨元庆稳操胜券，谁就没有真正了解技术创新的本质，谁就没有悟透IT的脾气！
当然，把这些看作是一个人与一个公司的战争，也许有些夸张。但是，如果超越是非恩怨，而在技术创新上较量，何尝不是中国IT业的一件幸事？！我愿意为双方喝采，愿意相信，柳传志、倪光南还是杨元庆都是真正的英雄。因为这技术战场与其他战场不同：赢得辉煌，败得光荣。因此，我们应该继续观察这场中国IT业的“技术之战”，为他们各自的努力鼓掌喝采。
战争也许要延续3、5年，也是10年，甚至更长！正因为有着这样微妙而刺激的局势，IT才有它独特的魅力，产业才有进步，IT历史才不会变成近视眼的画图板，才不会沦为纯粹的资本家的游乐场。
过去的成就已经得到证明，现在再为“贸工技”歌功颂德，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中国IT业正在经历的最大变革，就是技术创新开始接近质变的临界点。只要你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今天短短一年之间，无论是半导体（CPU）、电信、软件、电脑，甚至互联网本身，“中国技术”的含量都在快速上升，这是一个大趋势。如同90年代初期民营IT企业崛起一样，很可能是又一轮产业洗牌的机会，作为中国IT业领头羊的联想当然不能错失。
因此，一些历史的是非应该划上句号，但是技术战争不能这样结束。而决定历史如何书写，还得继续看未来的结果。无论这“三痛”系列偏颇与否，背景如何，这些文字都将成为中国IT业发展道路的富有意味的注脚。但是，它们都不会是历史本身。历史如何书写，都在他们，也都在我们的把握之外。
技术之痛不同与其他之痛，无法粉刷。而且，只要大家都有一个宽广的胸怀，平和的心态，痛并不是坏事。也许，围绕联想，还会有四痛、五痛，痛是激励，是好事。可能要一直痛到中国IT业没有技术之痛为止。
杨元庆究竟有没有资格当选年度风云人物？
2002年，IT业从来没有如此痛苦过，而年底的各类评选却从来没有如此热闹、繁荣过。不知道这是难得的精神食粮，还是黑色的反讽。在各种评选中，最热闹的当然是人物的评选。毕竟，人是IT业这部大戏的主角。无数机构的都在推出“十大IT风云人物”，似乎不来一个，就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而且，有一个基本规律：几乎每一个评选都不可能没有杨元庆，其他少谁都可以。的确，作为中国IT第一企业的CEO，没有杨元庆压阵就太没有份量了。可是，杨元庆当选真的是如此不可替换？真的如此不容置疑吗？
这里，我们就必须回到一个基本问题：我们评选的基本依据与标准究竟是什么？仅仅是年底业界人士的一场娱乐、一次安慰、一个热闹，仅仅是媒体给广告客户的年终最后一笔交易或者另类奖赏，仅仅是简单看公司规模大小和公关能力如何，还是为这一年盖棺论定的真正严肃、认真、理性的评选？许多人当然会选择后者，当然会回答:业绩是评选的唯一标准！但是，如果用综合业绩（股东回报、公司利润、收入增长等）来评价，那么，2002年杨元庆上榜，不一定完全不合理，至少十分值得置疑！
2002年联想的表现如何？在联想一年一度的香港圣诞晚会上，联想董事局主席柳传志代表董事会称赞CEO杨元庆“过冬有方”。这位联想老“掌门”不仅对上半年财务报表满意，更对联想整个的发展状况感到满意。国内媒体大多转载了这条报道，相信大多数人也都由衷认同老柳的称赞。但是，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杨元庆或者联想的表现究竟如何，还应该问问那些很重要的人：联想广大的股东和投资者！那么，站在他们的角度，会是如何评价？相对而言，资本市场的眼光最为理性、苛刻，而且融合着对公司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评价，综合了方方面面的评判。
因此，国外权威刊物，如《财富》、《商业周刊》、《福布斯》等，在评选年度优秀人物和企业时，都将企业一年中的资本市场表现作为最重要的指标，甚至是唯一的指标。股东回报是一个现代企业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毕竟，媒体们可以仅仅为娱乐而鼓噪，但他们却需要用自己的金钱来投票。
2002年联想（0992.HK）股票一路下滑，损失惨重
实际上，联想的股东们和投资机构已经为2002年杨元庆投好票了：在这一年内，联想的股价从年初的每股4港元左右，跌倒了12月底的2.6港元左右，几乎是多年来的最低点。在这一年中，联想年初的最高价4.35港元到最近最低价2.125港元，跌幅超过一半以上，远远超过香港股市总体跌幅，也超过大多数IT公司。显然，投资机构和投资者们不满意2002年杨元庆的表现，也看淡联想的未来。
2002年，联想（0992.HK）的跌势大大超过香港恒生指数（^HIS）
在一年之内，在国内媒体歌舞升平的联想公司，其市场价值却损失200亿港元！几乎是中国在美国和香港上市的10多家国内IT公司（不包括电信业）的市场价值总和，几乎接近联想电脑公司一年的销售额。如果是按照联想最近的利润来算，那么，杨元庆挣20年都无法弥补这个窟窿。2002年，股市表现最好的是网易，丁磊用了一年时间，使公司股票升值10多倍，重新回到发行价，为几年来几乎所有的投资者挽回了损失。但是，即使丁磊表现如此神奇，网易2002年股票增值的部分，也仅仅只有联想2002年价值损失的十分之一。
虽然，受大环境影响，2002年是整个产业的低潮，大多数公司都表现不佳，许多国际著名的IT巨头的股票都跌得很惨。但是，这个时候，能够直接比试的就是看谁的损失最少。作为中国IT业2002年公司价值损失的绝对冠军，联想还能够打扮得如此风光吗？如果你是联想的股东或者投资者，你还会称赞CEO杨元庆“过冬有方”吗？如果你要评选2002年中国IT业的“风云人物”，你还会给杨元庆投一票吗？
一个产业的健康和成熟与否，体现在很多方面，媒体的理性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如果这些评选根本不需要什么标准，仅仅是媒体上的热闹，仅仅是广告数额的多少，仅仅是公司规模的大小，那么杨元庆当选也就无可厚非。评选到底需要不需要标准？到底应该需要哪些基本标准？应该值得多多探讨，有利于建立起中国IT业真正清醒、理性的思考方法。我对杨元庆没有个人成见，甚至非常欣赏。只是觉得这个问题实在不正常。这不是可有可无，不是鸡蛋挑骨头，更不是有意刁难。
假如是我个人评选，我不会选杨元庆，我认为杨元庆当选2002年风云人物名不副实。我想他要去领这个奖，脸上也一定会发烧的。我希望这种失却理性和客观的评选闹剧，能够从此划上休止符。而且我也衷心希望，2003年，杨元庆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IT风云人物。
2002年，网易（NTES）出色的表现让联想（0992.HK）真的“一头钻到了地底下”
2002年的股市上，神州数码（0861）与联想（0992.HK）是难兄难弟
800亿市值灰飞烟灭：柳传志“心中永久的痛”
有关柳传志“心中永久的痛”，无数人都作过把脉。有人说，这个痛是他与倪光南路线之争的痛，有人说这个痛是联想至今缺乏技术含量。而我觉得真正的痛可能还是别的。
中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标志，大概就是人们在判断和评价一个人、一个公司、一个事件时，越来越用“市场经济”的眼光，开始从感性走到理性。那么，随着中国IT业不断走向成熟，评价一个公司、一个人和一件事情，也必然是如此。
柳传志，有人把他成为中国IT业的“教父”（实际上从柳传志的真实贡献来说，只能达到“联想教父”的程度）。其辉煌与衰落，当然与联想的走势紧密相连。而对一个企业的评价，除了媒体公关、收入规模、利润等外，更为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公司股票的市场价值。因为它是公众（股民）直接用金钱投票的结果，是投资机构、投资银行对公司价值和未来最直接的评判，是公司健康程度和近期走势的直接体现，是公司所有股东收益的直接体现，是内部员工股票期权价值的直接衡量标准。当然，这也是一个国内人最容易忽视的指标。
如果，我们来认真看看这个最综合、最理性，也是最重要的指标，就会明白什么才是柳传志心中真正的痛。
从上图就可以清晰地看出，联想真正的辉煌其实十分短暂，也就是1999年到2000年年初，这一年时间。联想股票有了火箭般的上升，上升幅度有4－5倍，股票市场价值从一两百亿港元，迅速上升到1000亿港元左右。显然，联想主要是借了当时互联网的光，堪称是中国互联网界最大的泡沫：事实上，那时候联想开展的互联网业务得不到业界真正的认同，柳传志是最失落的时候。联想和他几乎是被业界质疑和忽视的时候。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联想互联网投入几乎以全盘失败而告终。与那些被人痛骂为“互联网泡沫”，而实际上的确在互联网领域有所作为的公司是截然不同的。
然而，就在国内声誉的最低潮，却是柳传志在资本市场的最辉煌时刻，也是他第一次走出国门，获得国际声誉的时刻。因为国际上评判一个公司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司股票表现。正是凭借联想的“互联网泡沫”，在2000年初联想公司和柳传志在国际上达到了辉煌的巅峰：2000年1月被《财富》杂志评选为“亚洲最佳商业人士”，2000年6月被《商业周刊》评选为“亚洲之星”。
然后，出口转内销，有了国际的承认，柳传志的声誉迅速上升，加上互联网泡沫开始破灭，柳传志替代张朝阳、王志东等成为中国IT业最成功人物的标志。这时候，国内的舆论再次与联想公司实际的表现出现了严重的背离。事实上，国内开始“热炒”之时，也就是联想股票开始大跌之际。而且，随着柳传志在国内媒体上炒作的温度不断升高，联想股票却不断下滑。联想的市场价值不断以“百亿港元”的幅度在下滑，许多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损失惨重。但是，股票跌势依然难以抑止，分析家们纷纷看空联想，对其未来表示悲观。
1994年，当时联想经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有人撰文担心《联想还能撑多久？》。在这危难之际，杨元庆出任微机事业部总经理。事实上，就此挽救了联想。虽然，杨元庆从来不是柳传志最喜欢的人，甚至也不是最被看好的接班人。而且，柳传志一直都没有想让位退居二线的念头。但是，在2000年联想股票面临崩盘的时候，真正能够拯救联想的唯一希望还是杨元庆。于是，2001年初，出乎大家意外、出乎柳传志原本的计划，但符合形势真正的需要，柳传志别无选择地出让，使杨元庆正式成为联想“领军人物”的象征。
对于柳传志来说，这是最好的退让时机，因此此时从来不关心联想公司股票表现的国内媒体，正把柳传志炒到巅峰。对于杨元庆来说，这是最糟糕的时机，因为挽回投资者巨大损失的任务从此落到了他的肩膀上。昔日成功的辉煌属于了柳传志，未来失败的风险落在了杨元庆身上。当然，也可能是最好的时机，否则杨元庆登基还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
还是让我们回到真实的数据上。2000年，联想股票最高曾经冲高到15港元左右，甚至摸至20港元。现在已经缩水约80％。也就是说，联想股票市场价值损失大概800亿港元。800亿的损失是什么概念？最近联想半年的净利润为5.24亿元，大概相当于联想100年这样挣出的利润。相当于新浪、搜狐、网易三大门户价值最低时总和的100倍，相当于现在市场价值总和的10倍。换句话说，如果把中国互联网公司在整个泡沫中的所有损失加起来，可能也只有联想这两年多来损失的一个零头！
在2002年一年内，联想的股价从年初的每股4港元左右，跌倒了12月27日的2.675港元，接近两年多来的最低点。在这一年中，联想年初的最高价4.35港元到近期最低价2.125港元，跌幅超过一半以上。2002年一年内，联想公司市场价值损失200亿港元！。而且投资银行分析家们依然认为联想PE值仍然虚高。
作为两年来市场价值损失“绝对第一”的中国IT企业，联想要挽回这800亿港元的损失，要弥补联想广大股东们的巨额损失（先不说收益），实在是难。如果按照现在的PE值，收复失地就意味着要把现有利润提高400％。也许杨元庆奋斗5年、甚至十年都不一定能够“偿还”这笔给投资者欠下的巨额“债务”。如果说，柳传志还有“心中永久的痛”，那么，还有什么痛，会比这个痛更巨大、更持久？
当然，舆论与事实存在如此巨大的偏差，辉煌与衰落形成如此明显的悖论，需要反思的不仅仅是联想。在评价一个人、一个企业时，如何使国内媒体能够越来越走向客观真实，越来越与国际规范和理性标准接轨，也是一个不小的问题。柳传志“神话”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折射而已。我个人对柳传志非常佩服，也无特别成见。撰写此文，是觉得这个问题实在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已经影响到人们对这个产业的健康认识和理性评判。
“产量”大跌——IT个人英雄时代是否终结？
个人英雄：IT业的“特产”
如今，IT业沉重无比，郁闷异常。许多人已经失望而去，更多的人也将无法坚守。没有了激奋，失去了激情，这样的时刻，“英雄，无用武之地”。因此，不少人开始宣布：IT业的个人英雄时代已经终结。这个宣判很合时宜，但也不恰当。
个人英雄，是IT业的“特产”，也是IT业最常用来吹嘘的资本，更是许多大众了解IT业的“知识之路”和基本启蒙。古语云：“聪敏秀出之谓‘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如今，跟英雄更相似的就是冒险家，都是一个“异数”：内发的寻求突破，超越现实，求取历险的倾向体现。以IT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成为人们的探险之地，于是名誉、财富和人才都涌向这里，构成了独特的英雄汇聚之地。
与战争时代的英雄相比，当下的英雄已经没有多少光环，也没有三头六臂，经常与普通人差别不大。比如，马龙总结了硅谷几十年的发展事实，他笔下的硅谷英雄是这样的：“在硅谷的神话里，到处是性格怪异和不满的反叛者，以及出身贫寒、生逢盛世、野心勃勃的初生牛犊。他们天资聪颖，富于进取，但内心混杂着狂想自大和接近病态的对自我和财富的追求。”
这些人，的确在把握时机方面，有着自己的一些特定素质和气质，和其他人所没有的大“狗运”。绝对是时势造英雄。是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方式，造就的一次“偶然事件”。许多人可能还没有思想准备，就被一股莫名的力量推向了风头浪尖。就像许多人削尖脑袋怎样都不可能成为英雄，许多人想不当英雄也都不行。
这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全球媒体的IT业人物曝光度大部分聚焦在一个不到100人的“英雄俱乐部”上。中国的状况也基本如此。而最耀眼的就是顶尖的10个人。他们在“狗熊”的状态下也显得非常“英雄”。
个人英雄的“产量”是创新、资本的函数
英雄是一种“符号”，一个象征物。很大程度上，是“市场需求”创造了英雄。他们是重大创新技术、产品、企业和产业的代言人，可以说他们彼此“利用”，互为成就，互相塑造。因此，你很难分清究竟是软件成就了盖茨，还是盖茨成就了软件；张朝阳成就了搜狐，还是搜狐成就了张朝阳。
因为，如果没有英雄的“形象代言”，冰冷冷的技术和产品，深奥的技术术语和缩略语，变幻莫测的产业形势和企业发展。要让普通用户、媒体记者、大众舆论等接受是非常困难的。凭借英雄个人的冲击力，才是捷径所在。“比尔•盖茨把自己作为一个魔术般的人物、一个宗师、一个品牌、一个年轻人崇拜偶像的推销方法，令人印象深刻”，布伦克说。
英雄的人数数量和声誉高度，是一个活跃的变量，它是创新的函数，一个敏感的概率。它都与技术创新周期、资本市场周期和经济周期的走势基本一致，以技术创新活跃程度为核心，与创业活跃程度、风险投资活跃程度、股市活跃程度和经济活跃程度等决定大形势的诸多相关变量大概成正比关系，并互为关连和影响。这个复杂的函数不可能量化，但是凭着感觉就八九不离十。
一个英雄就是一项创新（表现的可能是一项技术、一个产品、一个理念或者一家公司）的“象征物”，影响远远超越个人。比如盖茨是全球软件业的代表，求伯君就是中国软件业的代表“符号”，张朝阳就是中国互联网的“符号”，陈天桥是网络游戏的新“符号”。有些人可以不服，但是，事实大致如此。因为群众投票决定了。
英雄的“产量”呈现明显的周期性
创新越重大，英雄越风光；创新越多，英雄也量大。每一个英雄都需要资本帮助他“脱颖而出”，因此，风险投资越活跃，股市越活跃，就可以“推出”越多的英雄。全球经济发展越高速，人们的消费信心和投资信心越高涨，越对未来充满无限美好的憧憬，对于英雄也会越认同、越喜欢，也越需要。相反，产业低迷，创新消退，资本低潮，经济疲软。成为英雄的概率就十分之低，原先的英雄也可能纷纷沦为“狗熊”。
因此，综观IT产业，英雄的“产量”呈现明显的周期性：PC时代，推出一大批英雄，比如比尔•盖茨、乔布斯、格罗夫等等。互联网时代，英雄更是批量生产，安德森、杨致远、贝佐斯、凯斯等数不胜数。当然，萧条时期，英雄几乎“停产”。不服者也不要高兴什么，没有英雄，只可能使产业更加沉重和无趣，人人分享痛苦。因此，某种程度上看，英雄也充当了产业“兴奋剂”的感觉，如同电影明星一样，给许多人快乐、神往和崇拜的寄托。
英雄是一项荣誉，有着“进去很难出来也不容易”的特点，经常成为一个人的终身荣誉。有些英雄仿佛是一笔巨资，存进银行，不思进取，也会天天增值，利息也越吃越多，一朝成名一辈子不愁。比如盖茨、乔布斯、求伯君早已经远离技术和产品开发，甚至也不再参与具体管理，全世界“赶场”就是维护自己价值的最好方式，越陈越香。更多的英雄更像一只股票，跌宕起伏。一旦他所代表的技术、产品或者企业衰落，就会被扔进历史的垃圾箱，最多在历史的字里行间，占据一席之地，继续凉快。
说到英雄，就不能不提前几年的互联网英雄。这一波规模之壮观，声势之猛，产量之高绝对堪称奇迹。短短3、4年内，就将中国数十万计、年仅二三十的年轻人席卷进去，冲向风头浪尖，又迅捷地抛将出来。狂喜与痛楚，几乎就在一夜之间，难怪有人要感叹：“这2、3时间里，我仿佛经历了一生”。
互联网英雄：疗治“英雄后遗症”
互联网英雄的命运无非分为三大类：一类是从原来成就自己的位置下岗。这类人居多，有名的也比比皆是，国外的有网景的安德森、Yahoo的库格尔等，国内有王志东、王峻涛等；另一类是依然坚持原来岗位，也为数不少，有名的如AOL的斯蒂夫·凯斯、Softbank的孙正义、Yahoo的杨致远，以及国内的张朝阳、丁磊等等。不过，这些人不管如何，都在英雄成名时期，积累了足够的资源，足以把他们托在一定的高度。悲惨的是属于大多数的第三类，名噪一时，却没有积累，抛将下来，依然一无所有，仿佛黄粱一梦。
1998年是新奇的一年，1999年是兴奋的一年，2000年是疯狂的一年，2001年是痛楚的一年，2002年是迷惘的一年。这一上一下，一进一出之间，更深的痛楚还等待时间的疗治。是的，一切过于短暂，短暂得我们来不及真正掌握实在的资源，但是短暂得却足够把我们的心态吊得很高很高。互联网低潮来得如此迅捷，迅捷得足以把许多积累一卷而空，但迅捷得使我们的心态根本无法回归。他们依然生活着自己心中的高度上，还生活在过去的光环里，全然不顾名气早已大降，面子早已贬值，身价早已大跌，心情早已沦陷的事实。
书本说，“精神分裂病患者表现为，挫折因应能力较正常人差，面对较大压力，便很容易恶化。对自己缺乏自信，认为自己没有价值，害怕面对世人的眼光，不敢重新面对社会。很期望自己回复到病前水准，结果发现事与愿违，而造成更大的挫折感。”在恶劣的形势与高傲的内心之间，许多人的内心的确有点类似的症状。我们不妨称其为“英雄后遗症”。
如果硬着头皮继续生活在这个巨大的落差中，这样的生活将是多么可怕，将会多么的脆弱？！因此，真正的英雄，不但需要时刻等待着成为英雄，也要时刻准备着充当“狗熊”。而且，不管是“英雄”还是“狗熊”，都应当快乐、坚强的。
还有一个很精彩的故事，留给曾经的互联网英雄们，故事是这样的：蜜蜂夫人要将蜜蜂小姐嫁给蜘蛛，问小姐愿意不愿意。蜜蜂小姐说：“实在太丑了。”夫人说：“丑怕什么，人家还有一个网站呢！”
期待下一波创新的浪潮
实际上，英雄是IT业与媒体业联姻的产物，更是人类创新和创业游戏的必然产物。卡普兰有一段精彩的总结：
“创业游戏是一场精心安排的竞赛，旨在加速公司进化的步伐，成群结队的有活力的企业家不断来参与这种游戏。它是生活中的一种狂欢，检验那些愿意展示自己的竞争者的力量、目的和技能。他们或被大众嘲弄、或是春风得意。挑战就是要找到新的更好的生意经。奖赏就是增加财富、提高个人的声望、把握自己的命运。创业游戏旨在激发那些最聪明、最具创造力、最勤奋的人们更好地利用社会资源、增加就业、提供更多的优质产品和服务。”其中最成功的极少数人，就成为了英雄。
创新是英雄的根本基础！如果说是战争年代是“乱世出英雄”，那么在IT业就是典型的“创新出英雄”。因此，除非IT业真的已经逐步走向“成熟”，并开始“老化”，沦为传统产业的一员。重大的技术和应用创新永远成为历史，那么IT业可能不再是英雄的主要“出产地”。这一天已经到来了吗？这一天真的会到来吗？
这个压抑沉重的时刻，许多人已经“心碎”，他们很容易得出肯定的答案。但是，我自己不会认同。IT业新一波创新浪潮一定会卷土重来，新的英雄还会随着浪涛一批批到来，谁也挡不住。至于究竟什么时候，是何等高人，那就谁也没有答案。
当然，当下还是“英雄不提当年勇”的时刻，但是，有志向的人已经在时刻准备着。因为，人生和社会永远处于周期性的往复之中，把握好机遇，每个人都有一不留神成为英雄的机会。这也是“英雄游戏”最刺激最精彩的地方。
谁才是我们时代的英雄？
谁是高科技领域真正的英雄，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英雄？在1999年出版的IT人物传记《硅谷时代》中，我们作出了我们的初步回答：
信息产业是二十世纪最壮观的情景剧。而且情节正值高潮之际，昂首跨入二十一世纪。回眸过去一个世纪来，计算机萌芽、诞生、发生、发展到爆发的历程，显得格外动人心魄。无论是技术、公司、产品和人物，一浪推动一浪，一波盖过一波，蔚为壮观。当然，其中最活跃、最具生命力、最具意味的还是人物。因为计算机历史不是机器的历史，甚至不是技术的历史，而首先是人的历史。
这个行业如此热火朝天，风云人物奋飞，富翁英雄扎堆。报刊杂志也从不吝惜版面，但是人们的笔墨从来只青睐商业方面的成功人士。作为高科技的象征，计算机业如此强烈的趋钱性和功利性是不相称的。特别是许多真正为计算机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人，往往得不到应有的位置和基本的关注，他们也是真正的英雄。
人是产业中最活跃、最生动，也是最具人文和人性的因素，自己对人物始终有一种独特的偏好。于是，从1998年初着手准备，实施网络“大搜捕”和书籍“大通缉”，时不时逃脱现实的喧嚣，一头扎进资料的海洋，一头埋进历史精彩的深处。这真是一段奇异的历史，一个又一个人物都让人着迷、激动。在这过程中，自己有时停伫长思，有时放怀大笑，有时感慨，被梳理的人物所一一感染。有一种从未预想过的兴奋支配了我，用朋友的话说，我是“鸦片似的上了瘾”。我的确喜欢这种“上瘾”的感觉。可以说，这是目前为止，IT业给予我的最大的快乐和最美好的时刻。
的确，这是一部令人无比惊讶的历史。有着如此多成功的喜悦，如此多失败的忧伤；有多少人物被涂上厚厚的神话，就有多少人物被厚厚的灰尘埋没；有多少英雄被反复吹捧，就有多少天才被时间卷走；有多少成败者被装入大量书籍，就有多少无名者被埋入纸堆。一开始，我就确立自己的标准，不局限于普通的编译，添加个人的视角，努力把倾斜的、以金钱作为砝码的历史天平，靠自己的笔墨能努力扭正一点。
因为计算机业早已成为财富的竞技与游戏。浓郁的商业气息主导了人们的视野：金钱的尺度成了衡量的最高尺度。使我们常常一遍又一遍地咀嚼少数人的一言一行，而忽视许多真正的英雄和天才。我们以为自己懂得很多，可掰着指头也只能数出那么几个人。我们近视而健忘，过去的都成了古董。我们趋利又势利，计算机业只是成功者的天堂和失败者的地狱。
但是，计算机业远比商业市场更为博大，远比成败胜负更为精深，远比我们目之所及更为丰富多彩。因此要还原这部人的历史，必须深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深度，必须总揽兴衰与成败、现实与历史。由此我确立了整理的尺度：厚今人不薄旧人，厚成功不薄失败，厚商界不薄技术。对前者，要撇去过多的泡抹，以更犀利苛刻的笔触，还其本质；对后者，要掸去过多的灰尘，以客观和同情的笔调，还其真实。赋予更多的关注。
每人篇幅相当，试图以最浓缩的笔调概括一生，并以较强的故事性，努力深入个性和内心，提炼成功经验，描绘出每个人的特色。在作者眼中，以失败告终的奥尔森不逊于功成名就的格罗夫；富可敌国的比尔·盖茨也不比未发一笔横财的里奴斯·托瓦斯（Linus）多占页码……只有这样，这部历史才能完整，才能丰满，才真正成为一部人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一部偶然的发家史和疯狂的现代淘金史。
如果你热爱这个产业，那么我建议你应该从眼前的喧嚣中时不时解脱出来，时不时从现实的阵营中拔出脑袋来，认真走进历史，走进人物深处，去把握产业深处真正富有生命的脉动，去触摸真正能够与我们心灵沟通和交流的底蕴，去真正体会这个领域令人肃然起敬的内在的敬畏感。毕竟，我们在历史中能看得多深，也决定了我们在现实中能看得多深；在历史中能走得多远，也决定了我们在未来能走得多远。毕竟，任何人和事，面对浩浩荡荡的历史大潮，都只有一部分的辉煌可以沉淀在纸上，大部分都将灰飞烟灭。我们时不时打开历史，深入历史，至少有助于预防和治疗这个时代的“近视和色盲”。
产品、技术总在升级，公司、人物也在更替，但是人的本性和德性永远无法升级的。这也是自己写作的基本宗旨。克罗齐说：“每一部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确，书写历史是为了让当代人以及后来人阅读的，体现的是现代视角和观点。克罗齐又说：“精神就是历史。”历史之中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对于计算机历史来说，这个精神尤为突出，值得业内、业外每一个人回味咀嚼。克罗齐还说：“历史是生活的老师”。我想，这更无须多说。
谁是全球IT业最具影响力的人？
《IT史记》序节选
一个面向“没有历史的青春期的写作”
为全球IT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描述一幅宏大的画卷，这本身就是一项极大的冒险。之所以说它是一项危险的事业是因为，第一，全球的IT业无时无刻都在处于变动之中，“成者”与“败者”都悬于一念之间。也许一个晚上之后，一个IT精英的亿万财富已经蒸发殆尽，也许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穷子小，在一夜之间登上行业领袖的排名榜，让世界只有目瞪口呆的份。第二，更有意思的是，IT在常人眼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历史。比起文明的变迁的沧海桑田来，IT业实在是处于青春期。
谁会为一个青春期的行业写一部历史？这不是疯狂是什么？
从通常的意义上，人们眼中的史书是什么样子？恐怕它大致要具备以下三个功能：（1）记述；（2）阐述；（3）探讨与说明。第一个层次是为了提供给人们准确的历史知识；第二次层次是对历史事实进行解释，给人们提供一个认识客观历史进程的参照物；第三是通过史家的主导性理论见解帮助人们深化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理解和认识，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未来，从而更加自觉地进行现实的历史创造活动。
对IT的记述，尽管汗中充栋，可是，大多不系统，很多湮没在媒体公关的泡沫之中，所以要掌握IT业发展真实历史，还每一个当事人的本来面貌，去芜存菁，去伪存真，便成为整个工作的起点，更遑论对此的阐述和分析。
说《IT史记》是一种冒险，其中包含了对写作方式的冒险。《IT史记》的结构是单一和扁平的。这是因为在IT人的脑海中，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主体，如果在IT业，出现一个“盖茨本纪”，那才叫奇怪。相信这个学习不好、提前退学的年轻人听了也会迷惑不解的。
但是，对全球IT产业进行一次系统的梳理，又显得十分重要，这是文明自身演进的要求，这种要求对于一个后发现代化的国家来说，更显得十分的急迫。
因此，《IT史记》就是一个面向“没有历史的青春期的写作”。一定程度上，它是一部反史诗的史诗。但是，我们希望在这100位IT英雄的身上，折射一种新文明的曙光。
正如当代中国重要的思想家吴伯凡先生所言，“在数字时代和赛柏空间里，孩子是最大的。在数字时代里的统治法则是孩子为主。”美国社会的数字先知尼葛洛庞蒂则说：“当你听到一个成年人说，他最近发现了光盘的新天地时，他家中一定有一个5-10岁的孩子；如果一位女士说，她刚刚知道了电脑网络是怎么回事，她的孩子一定正值花季。”
是时候了，历史应该从盖茨、戴尔、丁磊的娃娃脸上寻找未来的答案。
当然，我们这里的“孩子”，不仅指生理意义的“孩子”，而是指具有一种天生的创新和反抗精神的一代人。正如爱默生所言：“如果一个人选择一个时代来降生的话，那么把一定选择一个变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所有人的精力都浸透着恐惧和希望。新时代丰富的可能性岂不就补偿了过去时代的已逝的历史荣耀？这个时代像一切时代一样，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只要我们知道怎样对待它。”
《IT史记》就是在变革时代交上的一份素描。
创新是IT企业生存发展的命脉
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今天这样面临急剧变革。这种范式转变的背后，是IT产业的不遏的创新。
高科技创新依赖于有着“自我依靠”精神的企业家和知本家阶层的出现。
尽管目前的中国，有人开始争论财富的正当性问题。但正如联想柳传志在悼念其父亲的文章中所言他挣得每一个铜板都是干净的。伴随着IT业发展，知本家阶层在全球范围内的出现，不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事，对社会学、政治学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知本家阶层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资本的认识。“知识”作为一种稀有要素独立登场了。在《IT史记》中，我们的主人，不管CEO，还是技术人员，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具有一种适应这个时代的眼光和知识，并能把这种知识变成产品。
几行代码，一个念头，足以改变世界，这就是今天的世界。
创造的动力在于每个自我依靠的主体。
每一个人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都拥有自己的性格的时候，也正是他们在创造文化的时候。这其中，美国式的“自我依靠”论是最典型的表述。作为“这块土地上典型追求”的自我依靠精神，被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继承和发扬。在《IT史记》中我们会看到电脑黑客（如乔布斯）、技术顽童（如盖茨）、技术异端（如尼葛洛庞蒂），都表现出这种典型追求。在“自我依靠”精神的驱使下，黑客们打破了主机型电脑在技术和信息上的垄断，制造了一种“自我依靠的”电脑———个人电脑。另一方面这些人在此基础上，并不故步自封，他们把垄断性的ARPAR网改造成一个民主的互联网。
这种有着“自我依靠”人格支撑的喷涌式的创新在中国也曾出现过，非常可惜的是，它十分短暂。面对今天的中国的现实，不由得让人痛惜不已。
跨越文明的断层
我们之所以要推出《IT史记》是想为变革中的中国树立起一个杠杆，一个文明的坐标系。
如何观察当下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现象及其得发展趋向，我们认为，朱厚泽先生关于“三大潮流”、“两大社会文明转型”的论断是值得重视的。
所谓“三大潮流”，是指全球化、知识化、民主化。全球化、知识化和民主化，所谓形成全球大趋势、大潮流，它的动因，它得以形成的条件，又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三个“化”。第一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信息化，它是以数字、网络化和逐步迈向智能化特征的；第二是组织制度方面的市场化，它是与社会、民营化和全面自由化相伴而行的；第三是文化精神方面的多元化，以人为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开放、共享、和谐、共存的多元化精神。
“两大文明转型”就是指，一、从传统农业经济、农业社会、农耕文明向近代工业经济、工业社会、工业文明转型，这个转型在发达国家经历了二、三百年，才趋于成熟。二、从近代工业经济、工业社会、工业文明，向已经和正在到来的知识经济、知识社会、智能文明转型。这个转型首先从北美这个最发达、最成熟的工业社会中表现出来，1956年，美国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的数量，是这一社会文明的标志。
我们可以预计，围绕这“三大潮流”和“两大转型”，中国社会将发生一系列深刻的变革。中国文明将面临结构性的更新，这对于我们而言，任务是巨大的。中华民族能否跨越文明的峡谷，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我们这一批人。但是，在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面前，我们准备好了吗？
赶超西方，凌驾欧美，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朝思暮想、矢志不渝的愿望。冯桂芬认为，国人应当发愤图强、励精图治，对于西人“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康有为屡屡上书申言：“泰西变法三百年而强，日本变法三十年而强，我中国之地大民众，若能大变法，三年而立。”“三年则规模已成，十年则治化大定，然后恢复旧壤，大学仇耻……于以鞭笞四夷，为政地球而有余矣。”孙中山则提出了“突驾”说，认为历史不一定是“拾级而上”，只要国人“取法于上”、“迎头去学”、“决志行之”，不仅“突驾日本无可疑也”，而且在“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后来他更信心满怀地说，若国民“一心一德，以图富强，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毛泽东关于“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言论，更为国人所熟悉。但在事实上，“追赶”已属不易，更不要说“突驾”、“超越”了。根据麦迪逊的研究，中国1900年的GDP是美国的83%，1992年是后者的61%，在将近一个世纪中，中国的经济不仅没有赶上美国，反而进一步拉开了距离。
中国的GDP无疑可以在二十一世纪前半叶超过美国，但人均GDP水平赶上美国，恐怕要等到二十二世纪了。即使人均GDP超过了美国，也不等于文明水平就领先于世界了。日本人均GDP水平已经高于美国，但是目前日本的经济与社会都陷于停滞状态，而美国则被公认为是生气蓬勃的新经济与知识社会的策源地。杜亚泉说：“经济道德俱发达者为文明。”仅有经济增长，没有道德与学问的增进，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文明进步。这一点对于后工业社会尤其重要。丹尼尔·贝尔指出：工业社会是及其和人协作生产商品，后工业社会与此不同，“是围绕知识组织起来的，其目的在于进行社会管理和指导革新与变革。”他进而强调：“理论知识正日益发展成一个社会的战略源泉，即中轴原理。而大学、研究机构和知识部门等汇集和充实理论知识的场所则成了未来社会的中轴结构。”
文化已成为我们的文明中最具活力的成分，其能量超过了技术本身；而且上述文化冲动力已经获得合法的地位，社会不再像过去那样把文化看作是指定规范、肯定其道德与哲学传统并以此来衡量、非难新生力量的力量；如今的文化担负起前所未有的使命：它变成了一种合理合法的、对新事物永无休止的探索活动。
谁是中国IT业最具影响力的人？
起笔于1998年，写作时间历时5年的新书初稿——《电脑的灵魂——影响全球IT业的100个人》终于接近尾声。面对这部100万字的兴趣和爱好之作，如同马拉松选手进入最后的冲刺一样，既有马上抵达终点的喜悦，也有最后关头的爆发。我的确遇到了真正的难题。那就是，在这本书中，如何为中国IT业的人物选择合适的位置和人选。毕竟是中国人写，写给中国人看，因此肯定不能一片老外的天下。因此，在100个人物的位置中，我将其中的10个位置留给了华人。虽然，有所照顾，但是也没有显得太不合理。
我们确立的评选标准，是期望能够具有21世纪IT业的宏观视野，能够为百年IT英雄奠定一定的权威性。因此，征求了许多人的意见，经过了许多次讨论和争论，最后确立的是：
1、 影响力具有广度：个人（可以通过思想、技术、创业、经营等不同方式）对全球IT业（各大领域中）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具有一定的公认性。
2、 影响力具有深度：其贡献塑造并长远地影响到整个产业的发展。确保能够在IT历史上长久地占据重要位置。具有一定的持久性。
3、 影响力具有个性：必须富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其代表的思想、技术、创业、经营等都有明显的个人色彩。具有一定的人性色彩，体现本书“以人为本”的独特视角。
在10位华人中，前六个席位经过一定调整，很快就确定下来：王安（An Wang（1920-1990））：文字处理机之父，王安公司创始人，堪称华人电脑之父；王嘉廉（Charles Wang）：曾经长期雄踞世界第二大软件公司CA创始人、原主席兼CEO，目前为止依然代表华人在软件业取得的最高峰；施振荣（Stan Shih）：宏基（Acer）创始人、主席，有台湾IT教父之称，创造过中国IT公司在国际上最大的影响力；杨致远（Jerry Yang）：全球最大门户Yahoo创始人，互联网时代的符号性的人物；张忠谋（Morris Chang）：台湾半导体教父、台积电半导体创始人、主席；庄思浩：最大中间件厂商BEA共同创始人、CEO兼总裁，是目前华人在软件业冲在最前沿的代表人物。
那么，余下的四个位置就有点难以安排，这当然需要留给祖国大陆的人选，候选人有许多，可以罗列出满满一张纸。但是，都缺乏一锤定音的份量。一则，要的确有（或者会有）世界性的影响（当然，这个影响力也可以多一点中国视角）；二则，评判结果必须能够真正经受时间的长久检验，能够真正占据未来历史的重要篇章，而不是一时风光；三则，在中国IT业本身的确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经过反反复复的权衡，最后确定了以下人选。技术方面两个人。一个是王选（软件）：“当代毕升”，方正原董事长；一个是倪光南（硬件）：原联想总工、Linux\永中Office\NC\中国芯等创新技术的积极推动者。企业方面也有两个人，一个是任正非（通讯设备）：华为创始人兼CEO；一个是杨元庆（电脑硬件）：联想电脑公司CEO。许多人一定会问：为什么是他们？
在IT历史上，最耐久的当然是技术。因此，我们首先将目光投向中国IT业的技术领域。王选和倪光南是中国IT业的两颗绝对不可替代的“技术心”。王选身体状况已经十分不好，因此，他终于离开了坚守的岗位。但是，他所创造的技术奇迹会，代表着中国IT历史上重要的一个篇章。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是中国IT业技术的当然代表。倪光南离开联想已经很多年，但是，这么多年来，毫无资源的他，却依然在为中国IT业的核心技术鼓与呼，而且成为多项重大创新技术的“幕后”推动力！过去已经证明（联想的成功在很大程度应该归功于他的技术，虽然这些成就还被一定程度上埋没），现在依旧在努力证明，而且未来的影响力也可能继续会让许多人惊讶。
杨元庆和任正非是真正有希望在全球市场上打开道理，树立中国IT产品影响力的开拓者。而其他人物，包括最被看好的柳传志，都是中国IT业的阶段性人物，真正的影响力只能局限在国内。柳传志是联想成就的最大功臣，但是在中国IT企业“老一辈”人物中，他的角色比同时期的段永基等人更高一些，但是没有实质性超越。而90年代中期以来，杨元庆真正是联想的拯救者。从此，就是联想市场化能力的真正驱动力。联想能否产生世界性的影响，还要看他的进一步表现。因此，经过权衡，我还是把位置坚定地留给了杨元庆。虽然实际上，忧患多于希望，我们还是期待他为联想，为中国IT业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任正非是一个低调得有些“怪异”的人物，但是实质上，无论在创业历程、发展速度、技术积累、全球拓展方面，都比联想、海尔毫无疑问地更胜一筹。如果说，未来有谁可以成为中国IT业的代表性企业和人物，可以与世界级巨头直接对话，可以面向全球市场直接发言，那么，我现在一定会把“赌注”押在华为和任正非身上。这一点，杨元庆和张瑞敏还需要想任正非虚心学习。虽然，无论在媒体上，还是政途上，他们远比任正非来得更著名、更热闹、更风光。
其他优秀的人选还有不少，他们中不少人会脱颖而出，历史是基本固定的风景，但是历史也是流动的，以后的版本会随时修正。
当然，姜奇平的意见更加具有“创新精神”。我们来看看他的精彩观点。
姜奇平：IT史观的重要推论——创新先于知识
不知不觉中，IT也有了自己创造的历史。
2003年我总在想，从1993年算起，信息化有十年了，时间已经是相当之长了。为什么没有从中产生一部像样的历史研究？不会是这一代的历史责任感没有上一代强吧。
现在终于有了《IT史记》，这部由IT评论家方兴东、王俊秀亲自动手写成的“史记”，至少无“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之虞，因为它就是用当代观点写当代。
高水平的历史研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能带来一种新的历史观。只有史，没有史观，只能算大事记。《IT史记》的精髓在于IT史观。这一史观，与此前的所有历史观都不同。
舒加特为什么能活469年？
希捷创始人舒加特有一次跟记者说，他已经活了469年。没有错，他的生命只能用“狗年”（狗的一年相当于人的7年）来算。
身处IT业的人，想必对这种感觉一点也不陌生。IT业与其它行业最大的不同，就在这一点：一天等于一周。我以为，这是《IT史记》最“着调”的一笔。
IT业是当今节奏最快的行业之一。也许一毕业就进入IT业的人，对此没有感觉。但我从慢节奏的农业部门进入快节奏的IT部门，一下就好像从牛顿时间进入了爱因斯坦时间。如今再看从事农业的人，反而不习惯了，总是有一种错觉，以为他们一律在太空做慢动作。
时间观念的不同，决定了历史观念的不同。
将IT史观提升到最抽象、最集中的一点，就是时间概念这个“根”不同。从表面上看，《IT史记》继承了《史记》首创的以“记传”为主的史学体裁，以“人”为本位来记载历史。但我认为，记人与记事，并不是本质区分。本质上的不同在于，以往记事的历史，采用的是“绝对时间”的概念，是以不变的物为准绳的、“一天等于一天”的牛顿等长时间；而记人的历史，采用的是“相对时间”的概念，是以可变的人为准绳的、“一天等于一周”的爱因斯坦不等长时间。
这一点，我和倪光南先生由《IT史记》生出的感想是一样的。他说：“当你看IT历史时应当意识到，你是按下了时间播放机上的‘快进’键。事情就是这样，在一个发展速度遵循‘IT第一定律’（摩尔定律）、达到了两年翻一番的领域，时间尺度被极大地压缩了”。我认为倪先生说到了IT史观的关键点上。
从“时间”这一历史基本概念的颠倒上，我们才可以理解《IT史记》，“一定程度上，它是一部反史诗的史诗”。
IT史观中“反史诗”的价值尺度
时间概念之争，表面似乎无足轻重。但在随后的展开中，问题的严重性就体现出来了。因为它直指财富观的核心。在价值与时间关系问题上，工业史观与IT史观各有侧重。而实践的裁判结果是，朝阳的IT业比夕阳的工业，更接近财富真谛。
解释一下：经济意义上的“时间”，把物理时间与价值量联系在一起，估长短、知轻重。大体来说，传统工业的财富价值观，建立在等长时间（如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基础上，可以简单用货币这种外在的“以物为本”的尺度来衡量。而IT财富价值观，建立在不等长时间基础上，以人的创新尺度来重估同一时间内价值量的多少。
显然，这不是说新经济人物不看重金钱，而是说他们更看重带来金钱这座“死火山”的价值喷发过程。他们比传统人士更明智地看到，没有火山的喷发（创新）这个原因，就无所谓凝固多少熔岩（货币）这个结果。
创新使时间的价值“浓度”提高了，而假设价值浓度不变，IT时间创造同等价值，就显得比同等工业时间要短、节奏要快。创新改变了经济活动的历史参照系，正如相对论改变了物理时间的参照系一样。
简单地说，IT史观就是这样。
IT史观的重要推论：创新先于知识
创新史观，是IT史观的核心。
将创新与知识区分开，等于区分出了历史因素和逻辑因素，是IT史观指导实践的一个纲领性认识。
方兴东和王俊秀把创新的结果与创新本身区分开，例如：“硅谷的成功不在乎有英特尔、有惠普、有Cisco，而在于它年复一年不断地为这个产业，为整个世界提供新的公司、新的技术、新的产品。硅谷的价值核心就在于它的‘新’。硅谷是新事物的天堂，而英特尔、惠普、Cisco只不过是创新的副产品而已”。这一点，抓住了这一代财富不同于上一代财富的本质，而且正中中关村时弊。
方兴东和王俊秀在《IT史记》中区分出“对金钱的渴望”与“对自由的渴望”，来作为对企业家的褒贬尺度。后者强调的是“充满激情的行为和支配时间的自由”。“他们与新教伦理不同，工作和金钱二者本身并不被视为根本目的”。跳出了“有钱就是企业家”这种99%以上的财经作者的俗套。
“对金钱的渴望”隶属必然王国，用必要劳动时间衡量；“对自由的渴望”隶属自由王国，只能用自由劳动时间衡量。方兴东和王俊秀把这种区别，形象地比喻为“死火山”与“活火山”的区别。创新是火山喷发的过程，知识是火山冷却后留下来的残迹。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高于知识。
用这个观点来看，我们现实中的许多结论都要改变。比如，“以市场换技术”。这里的技术，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技术成果。前者是母鸡，后者是鸡蛋。成果（蛋）可以换回来，但创新（母鸡）是换不回来的。创新的环境、制度、政策，是技术的孵化器。这启示我们，引进技术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引进创新制度。
仔细观察，《IT史记》处处体现了这一主线。比如，对于什么叫企业家，什么叫企业家精神，给出了不同答案：“企业家的含义更强调自主的创新，所谓的企业家精神实际上也就是小企业创业者的精神和经营风格。”熊彼特最先把企业家精神与创新联系起来，但在工业化实践中，企业家更多成为初始创新后的资源管理器，偏离了熊彼特的本意。
在对安德森、伯纳斯·李、克拉克、卡普尔、李纳斯、布什内尔、佩罗、里奇和汤普森、孙正义等人的描写中，企业家精神生动地表现为“创新是内心不可抑制的‘瘾’”这样一种新型的财富感觉。我推荐大家重点看一看。按这个标准对照盖茨，作者独特地发现了一种前后变化：“自孩提起，电脑就是他的激情所在。后来，利润动机压倒激情，钱本身成为最高目的。于是开始通过封锁信息来赚钱，而不是通过开放信息来挣钱。”略有不足的是，国内部分把杨元庆列进去了，却没有写丁磊和王志东，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两位作者显然有所失误。
历史主义内生于IT
写历史，不等于历史主义。历史主义是一种相对于“普遍真理”来说，更强调具体实践发展的立场。所以，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写历史，与从理论概念出发写历史，具有很大的不同。
我不知道两位作者崇尚什么历史方法。不过，以人物传记体写史，恰好暗合历史主义写史的理念。因为倘若以某种逻辑线索归纳事件，容易纠缠于“普遍规律”的套套，而难以从既往的历史逻辑中自拔。
罗斯·佩罗的选取很有代表性。过去，我知道著名电子数据公司EDS，也知道美国总统选举有个第三党候选人佩罗，但从来没把二者联系在一起。看了《IT史记》才大吃一惊地发现，里根时代轰动全球的美国突袭伊朗成功解救人质事件，原来内情竟是这位上世纪80年代最富的IT老板本人，亲自拿枪带着美国特种兵，去救自己公司的两个小职员。更特别的是，这位IT老板后来还与克林顿、布什一起，成为美国总统三大候选人之一，并一度在民意调查中达到19%的支持率，几乎与民主党、共和党候选人并驾齐驱。其实，佩罗的本色，还是个IT人，他的主要成就是在1985年成立了美国最大的计算机服务公司。罗斯·佩罗这位传主的经历，透出的史记含义是：一切皆有可能。这正是IT的另类逻辑—历史主义的逻辑。
不懂历史主义的人，看了历史主义观点写的历史，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历史毫无逻辑可言，这一次与上一次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一切事件都由偶然机缘造成，逻辑只是后人总结时，事后添加的。但这不是事实。
事实是，创新也有自身逻辑。创新固然在不断变化，拒绝重复，但创新的根本规律在于，强调“变”本身才是不变的。由这条规律，全国企业信息化名列前茅的宝钢开始了自身的制度创新：设立系统创新部，将“变”本身固化为不变的体制。
创新求变不能怕冒险和失败。法国大革命，就是法国大冒险；明治维新，就是日本大冒险。佩罗的名言是，“成功和失败的惟一区别就是受到挫折时不放弃”。他谈的第一笔生意失败了77次，他是从第78次开始成功的。反观中国人，经历了一次纳斯达克股市的冒险失败，别人还没吓坏，倒把自己给吓坏了。
书中还有个细节，是写小沃森的。一次，一位损失了1000万美元的经理，畏畏缩缩走进他的办公室，说：“我想你是要开除我。”书中写道：小沃森十分惊讶地说：“开除你？当然不是，我刚刚替你交了1000万美元的学费。”原来，小沃森找他来，是嫌他还不够冒险。有小沃森之容，乃有IBM之大。
历史主义不光是一种写历史的方法，也是一种创造历史的方法。我们当前特别缺这个。保守理念，在本质上是反历史主义的。人们害怕做过去没有经验的事情，不信任脱离传统工业化常规的事情。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把传统工业化道路上形成的规律，当作任何历史条件下都要遵循的普遍真理。这样就会经常性地、制度性地错失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机遇。这个时候，就需要历史主义去冲击。历史主义有两个要点，一是与时俱进，一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它是破除传统工业化教条主义的武器之一。
《IT史记》好就好在，它体现了IT史观中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创新才是硬道理。
说到历史写作这件具体的事情，我与方兴东和王俊秀的兴趣略有不同。在人物取舍上，如果由我来写，不会是史记类型的，而更偏好水浒类型的。按这个标准，《IT史记》中，“帝王将相”还是太多了，缺了“鸡鸣狗盗”的小人物。在写法上，我更欣赏我过去单位的同事吴思和刘震云的写法，注重细节。按这个标准，《IT史记》直接记事过多。举个例子，如果我写盖茨，会选这样的细节：微软新来的女秘书没见过盖茨，她被告知，微软董事长不喜欢别人私下动他的电脑。秘书打水归来，马上惊恐呼喊：不好了，有个小孩正在乱动盖茨的电脑！别人制止她：那不是“小孩”，那小孩子就是比尔·盖茨本人。这里不需要出现概念。我认为这才是司马迁的笔法。
不管怎么样，《IT史记》写出了一个冉冉上升的阶层创造历史的行为，以及对行为的当下历史反思。那种上升期独有的自信感觉，是这个行业将来的八旗子弟写不出来的。
中关村与硅谷的对话
近两年来，硅谷似乎总是在萧条和低迷中挣扎，以致《纽约时报》撰文指出：萧条已经洞穿硅谷心脏，曾经的乐观随风逝去。而中国在世界IT中是一枝独秀，发展的势头引得世界侧目。那么，当硅谷遭遇中关村，二者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2003年5月，在中关村科技发展大厦A座17层的多功能厅，来自硅谷的客人与中关村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阵容庞大的对话
尽管硅谷已不复昔日的风光，但其“世界IT中心”的龙头地位仍在。硅谷一发话，中关村总是倾耳聆听，何况这次并不是越洋倾听，而是在中关村面对面；何况这次直接面对的是硅谷最智慧的“大脑”。中关村方面的企业家阵容也够级别，领衔的当然是有中关村村长之称的段永基，其他还有中关村科技软件总裁朱希铎、时代集团总裁王小兰、希望集团总裁周明陶、泰山产业研究院秘书长华贻芳、中关村企业家俱乐部主任汤东宁、和光董事长吴力等。中关村管委会、科技部等也都派出重量级人物。
这次硅谷方面领军的是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A/PARC）荣誉主任亨利•罗文教授。50年代他就在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担任经济学家，并在1968－1972年期间担任总裁，之后多次担任美国政府要职，包括国防部副部长、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90年代回到斯坦福商学院任教，致力于硅谷和技术创新的研究，颇具影响力。这次，与他同行的还有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玛格丽特•韩柯克，她在当年攻读博士期间就是研究中国IT业发展问题。
罗文教授已经70多岁了，却还是精神饱满，风度翩翩。他对东亚和中国经济颇有研究，他积极宣传中国的民营科技企业、科技园区和孵化器，为促进中美两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在正是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之际，自然更是非常关心中国的发展。
今天座谈会的主题是：“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与产业发展”。因此，一坐下，他就笑着告诉大家：这不是他第一次来中关村了。这次来，主要还是来了解中关村的情况，听一听中关村人的见解。因此，他谢绝了长篇大论的发言，而希望大家直接提问，直接讨论。
但是，中关村人的兴趣还是聆听他的高见。围绕风险投资、硅谷、中关村、创新、企业家精神等问题，双方展开了精彩的对话。
硅谷的未来依然光明
在对话中，许多人指出：美国股市大起大落，而科技企业尤其如此，应该想办法避免。对这种说法，罗文教授觉得不以为然，他说股市这样大起大落是正确的，这就是资本的运作规律。这就是风险与机会并存的市场本性。泡沫并不是一无所是，它刺激了技术的快速发展。美国人完全能够承受并理解泡沫之后的代价。
谈到硅谷，罗文教授坚定地相信：硅谷的未来依然十分光明，因为硅谷的风险投资并没有沉寂，只是投资模式和投资行业发生了转变。
“1999年，硅谷主要是投资种子期的创业企业，而现在主要是投资种子期之后的中间期；1999年重点就是投资互联网公司，现在热点是纳米技术、生物科技和IT等3个行业的交差领域，比如生物芯片、生物传感器。”罗文教授说，他们中心正在跟踪100多家这样的创业公司，规模都还很小，但是前途看好，很可能下一个“网景”会从中间诞生。
“硅谷就像高科技的热带雨林，是一个生态非常复杂的栖息地，而不是普通的培植单一作物的“种植园”，因此不会那么脆弱。而能够非常灵活地适应环境的变化，保持可持续的发展。当然，目前硅谷也存在问题，比如商业成本、生活成本和社会成本都太高，这是竞争劣势。因此，硅谷要么成本下降，要么能够不断创新，两者必居其一，才能保证未来的地位。”
资本家和创业者的冲突是近年来中关村的热门话题。罗文教授告诉大家一个可能让大家都惊讶的数字：在硅谷，创业公司在发展1年半之后，平均50％的创业者将离开自己“下的蛋”——离开公司。离开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主动的，是创业者主动让位给专业的管理人员来经营，典型的就是Yahoo；另一种当然是被动的，创业者被风险投资家狠狠心给干掉了。类似的事情在中关村也开始屡见不新了。只不过我们还是有点大惊小怪，而硅谷早已经是自然规律了。因此，创业者和管理者在激情和技能方面是不同，在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都需要合理定位。
探讨和思考中关村的未来
而中关村人和硅谷来客一致强调的是，在发展高科技方面，政府角色十分重要。但是，高科技需要的是“聪明”的政府。
罗文教授告诉大家，美国政府从来不直接插手硅谷的发展，而是通过研究支持、院校建设和宏观政策方面，来影响硅谷的创业和研究。但是，其他地区可能不同，中国台湾地区的情况又不一样，早期是政府驱动发展，但是到后来就转变成市场驱动发展，也是成功的模式。
亚太研究中心“斯坦福地区创新与创业精神项目”（SPRIE）重点关注7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日本、台湾地区、韩国、日本、新加坡、印度和中国。目前在5个地方有研究团队，现在准备在中国也组建新的研究团队。核心就是研究中国主要区域的技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经过多年的研究，SPRIE发现，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发展特色，比如有的地方技术创新很强，但企业家精神很弱，典型的是日本；有的企业家精神很强，但技术创新很弱，典型如印度；而两者都很强的当然只有硅谷。罗文教授认为，中关村的创业精神还不错，但是技术创新还不够，但是未来是很有希望的。
但是，中关村的企业家对中关村的未来都不敢太乐观。我在发言中表示，我对中关村的未来没有罗文教授那样乐观，而是悲观。因为中关村的模式与硅谷、台湾地区、印度、韩国等地都背道而驰。过去中关村的崛起，不是政府推动起来的，而是许多富有创新和创业精神的企业家推动起来的，但是现在人们却认为中关村的未来掌握在政府手中，因此政府事实上在主导整个发展，使中关村由市场驱动型变成了政府驱动型。这种背道而驰注定了中关村将输给深圳、上海、苏州等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地区。
当罗文教授让大家用一个词或一句话来概括中关村发展的最大障碍时，段永基当然最有发言权，他说：“环境，主要是制度环境”。他说，现在中关村面临最好的机会，有着一个巨大的内需市场，还汇聚着中国50万最优秀的人才，都有着旺盛的创新能力，理应产生世界级的公司。但是，中关村并没有出现英特尔、微软这样的大公司，而只有一个类似戴尔的联想。
段永基最后的三句话可以看作中关村人共同的心声：“中关村的成就是政府‘放’出来的，不是‘管’出来的；”“中关村建设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而不是政府”；“政府在园区建设方面的角色很重要，但是需要足够‘聪明’”。
无论是忧患还是批评，大家共同的心愿都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硅谷的未来，中关村的未来，高科技的未来，而这些未来都维系着国家的未来，甚至人类的未来。
3个多小时很快过去了，在中关村科技副总裁谈锋精彩的主持和翻译下，中关村与硅谷进行了一场“高带宽”的思想交流。会后，罗教授给每人赠送了一本他们主编的著作《硅谷优势——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由吴敬琏大力推荐，于2002年1月在国内出版，是目前研究硅谷经验最好的著作。
当然，硅谷客人给中关村留下的思考，远比这本书更丰富、更复杂，也更有价值。
历史不会等待
全球IT业全然无视中关村的命运，而浩浩荡荡向前推进。产业的革命性巨变开始了，我们无法回避。依靠贸易而滋润一时的中关村企业，他们的苦日子即将开始。在这场迅猛的变革中，我们不禁担忧：曾经作为技术创新样榜的方正能否唤发第二次青春？联想在“贸工技”的哲学下还能挺多久？而象“女娲”这样富有远见的技术创新，会不会来不及走上市场与微软一搏，就匆匆地扼杀在自己的体制之下？……这一系列严峻的拷问是不可能在歌舞升平的音乐声中浮现出来，但它们却在中国IT业的内心中真实地折腾着。
作为一个阶段，十多年创立的中关村模式会无可挽回地失去优势，在风雨中磨泡出来的一代“前企业家”们也将无可挽回地被逐出IT业舞台的中心。我们只能寄希望：中关村还能够有迅速崛起的年青一代，也许他们身上会有更多纯粹的校园文化，会萌发更多技术创新的火花。他们也许能够成功夺回IT业的阵地。他们经过磨炼，也许会成为更纯粹的企业家。当然唯一的前提：他们必须能够抵挡住强大的官本位文化的侵蚀和压迫。
而现在，一切都只能是虚拟语气。校园文化能否再度征服中关村，与创业文化产生互动关系，还是一个沉重的谜。如果校园文化不能重新成为中关村的主流文化，那么中关村的未来就不可能与新技术的浪潮真正合流。
我们期望中。
附录：《IT史记——影响IT的100位英雄》（人物名单）
l 互联网英雄篇：最具影响力的十大互联网英雄
l 电脑英雄篇：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电脑英雄
l 软件英雄篇：最具影响力的十大软件英雄
l 芯片英雄篇：最具影响力的十大芯片英雄
l 通讯英雄篇：最具影响力的十大通讯英雄
l 创业先驱篇：最具影响力的十大创业先驱
l 技术天才篇：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技术天才
l 科学精英篇：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科学精英
l 思想英雄篇：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思想英雄
l 华人英雄篇：最具影响力的十大华人英雄
十大互联网英雄：互联网业发展中最具影响力的十大英雄
1、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互联网浏览器之父，Netscape创始人之一
2、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Google公司董事长兼CEO
3、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全球最大电子商务网站Amazon创始人
4、斯蒂夫·凯斯（Steve Case）：最大互联网公司AOL创始人、AOL时代华纳共同主席
5、吉姆·克拉克（Jim Clark）：最成功的互联网创业家，SGI、Netscape创始人、主席
6、罗鲍·盖斯勒（Rob Glaser）：全球最大网络视频技术公司RealNetworks创始人、主席兼CEO
7、哈尔西·米纳（Halsey Minor）：全球最大IT网站Cnet创始人、名誉主席
8、皮埃尔·奥米迪亚尔（Pierre Omidyar）、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
全球最大拍卖网站eBay创始人、主席和CEO
9、孙正义（Masayoshi Son）：全球最成功的互联网投资家，Softbank公司创始人
10、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WWW（万维网）之父
十大电脑英雄：电脑业（PC、硬件产品）发展中最具影响力的十大英雄
1、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全球PC新霸主Dell公司主席兼CEO
2、卡莉·菲奥莉纳（Carly Fiorina）：全球第二大IT公司HP主席兼CEO
3、路易·郭士纳（Lou Gerstner）：全球第一大IT公司IBM主席兼CEO
4、杰夫·霍金斯（Jeff Hawkins）、唐娜·杜宾斯基（Donna Dubinsky）：Palm、Handspring公司的创始人
5、斯蒂芬·乔布斯（Steven Jobs）：苹果公司创始人之一、主席兼CEO
6、罗德·肯尼恩（Rod Canion）和本·罗森（Ben Rosen）：Compaq创始人、投资家
7、萨姆·帕米桑诺（Sam Palmisano）：最大IT公司IBM新任CEO兼总裁
8、埃克·菲弗尔（Eckhard Pfeiffer）：最大PC公司Compaq原CEO兼总裁
9、路·普拉特（Lewis Platt）：全球第二大IT公司HP前CEO兼主席
10、特德·威特（Ted Waitt）：全球最大PC邮购公司Gateway创始人、主席兼CEO
十大软件英雄：软件业发展中最具影响力的十大英雄（商业成功）
1、斯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全球最大软件公司微软CEO兼总裁
2、比尔·盖茨（Bill Gates）：全球最大软件公司微软创始人之一，主席
3、保罗·艾伦（Paul Allen）：微软创始人之一、高科技第二大富翁
4、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全球第二大软件公司Oracle创始人
5、司各特·库克（Scott Cook）：全球最大的财务软件公司Intuit创始人
6、查尔斯·格什克（Charles Geschke）约翰·沃诺克（John Warnock）：
桌面印刷之父，全球最大图形软件公司Adobe共同创始人
7、米切尔·卡普尔（Mitch Kapor）：曾经最大PC软件公司Lotus创始人、EFF创始人
8、哈索·普拉特纳（Hasso Plattner）：全球最大ERP软件公司SAP共同创始人、主席、CEO
9、加里·基尔代尔（Gary Kildall（1942-1994））：PC操作系统DOS之父
10、PC软件三剑客：保罗·布莱内德（Paul Brainerd）：桌面出版之父，Aldus创始人；
菲利普·卡恩（Philippe Kahn），Borland国际创始人；莱·诺达（Ray Noorda），Novell公司创始人
十大半导体英雄：半导体业（半导体、微处理器等）发展中最具影响力的十大英雄
1、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1910-1989））：晶体管之父、“硅谷第一公民”
2、罗伯特·诺宜斯（Robert Noyce（1927-1990））：集成电路共同发明人、英特尔创始人
3、戈登·摩尔（Gordon Moore）：英特尔共同创始人、IT第一定律“摩尔定律”创造者
4、安迪·格罗夫（Andy Grove）：英特尔共同创始人、前董事长兼CEO
5、杰里·桑德斯（Jerry Sanders）：全球第二大CPU公司AMD创始人、主席兼CEO
6、特德·霍夫（Ted Hoff）：微处理器之父
7、查尔斯·E·斯波克（Charles Sporck）：国民半导体公司创始人、前董事长
8、杰克·基尔比（Jack Kilby）：集成电路的共同发明人（德州仪器）
9、汤姆·安吉伯（Thomas J. Engibous）：德州仪器公司（TI）主席、CEO兼总裁
10、克雷格·贝瑞特（Craig Barrett）：英特尔总裁兼CEO
十大通讯网络英雄：通讯产业（通讯业、网络产品等）发展中最具影响力的十大英雄
1、威廉·麦高文（William McGowan）：MCI通讯公司总裁，打破AT&T垄断，改写电信历史
2、克雷格·麦考（Craig McCaw）：移动通讯先驱，与比尔·盖茨创办Teledesic卫星系统
3、文顿·塞夫（Vint Cerf）：TCP/IP发明人之一、WorldCom公司副总裁
4、柏纳德·埃贝斯（Bernard Ebbers）：MCI WorldCom公司总裁兼CEO
5、约尔马·奥利拉（Jorma Ollila）：全球最大移动电话生产商诺基亚主席兼CEO
6、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约翰·杜尔（John Doerr）等：网络风险投资大师
7、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全球最大网络公司Cisco主席、CEO兼总裁
8、埃里克·本哈默（Eric Benhamou）：全球著名网络产品公司3Com主席兼CEO
9、斯考特·麦克里尼（Scott McNealy）：著名网络产品公司Sun创始人、主席兼CEO
10、鲍伯·麦特卡夫（Bob Metcalfe）：以太网之父，3Com创始人
十大创业先驱：IT产业化过程中最具影响力的十大英雄（主要是历史人物）
1、威廉·休利特（William Hewlett）和戴维·帕卡德（Dave Packard）：HP共同创始人
2、托马斯·沃森父子（Thomas . Watson）：全球最大IT公司IBM创造者
3、肯·奥尔森（Ken Olsen）：DEC创始人，小型机之父
4、阿兰·舒加特（Alan Shugart）：全球最大硬盘厂商Seagate创始人
5、唐·埃斯特利奇（Don Estridge）：IBM PC之父
6、诺兰·布什内尔（Nolan Bushnell（1943-））：Atari创始人、电子游戏机之父
7、爱德华·罗伯茨（Ed Roberts）：全球第一家PC公司MITS创始人、个人电脑之父
8、罗斯·佩罗（Ross Perot）：最大计算机服务公司EDS创始人
9、亚当·奥斯本（Adam Osborne）：便携式计算机之父、奥斯本公司创始人
10、计算机渠道三剑客：威廉·米拉德（William H. Millard）：计算机零售之父，ComputerLand创始人；Bronson Ingram：计算机分销帝国Ingram创始人；Edward Raymund：第二大分销商Tech Data创始人
十大技术天才：IT业发展中技术创新最具影响力的十大英雄（偏重技术的商业价值）
1、斯蒂芬·沃兹尼克（Steven Wozniak）：苹果创始人之一
2、阿伦·凯（Alan Kay）：现代Windows图形用户界面（GUI）之父
3、纳森·梅尔沃德（Nathan Myhrvold）：微软公司前首席技术官
4、西摩·克雷（Seymour Cray（1925-1996））：超级计算机之父，Cray公司创始人
5、戈登·贝尔（Gordon Bell）：DEC技术灵魂、最成功的小型机VAX开发者
6、比尔·乔伊（Bill Joy）、James Gosling：Java之父。Sun创始人、首席技术官
7、旦·布莱克林（Dan Bricklin）：PC电子表格之父、PC商用软件开拓者
8、吉恩·阿姆达尔（Gene Amdahl）：IBM大型机之父、最杰出的计算机设计师
9、李纳斯·托沃兹（Linus Torvalds）：著名操作系统Linux之父
10、丹尼斯·利奇和肯·汤普生（Dennis M. Ritchie、Ken Thompson）：Unix之父、C语言的发明人
十大科学精英：计算机科学和工程最具影响力的十大英雄（偏重技术的学术价值和对基础科学的推动）
1、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 1903-1957）：计算机之父
2、阿兰·图灵（Alan Turing 1912-1954）：人工智能之父
3、计算机语言三剑客：约翰·巴库斯（John Backus）：FORTRAN之父等
4、伊凡·苏泽兰（Ivan Sutherland）：虚拟现实之父
5、格蕾丝·赫柏（Grace Murray Hopper）：计算机程序之母
6、鲍伯·泰勒（Bob Taylor）：ARPA IPTO主任，PC技术摇篮——施乐PARC创始人
7、约翰·阿塔纳索夫（John Vincent Atanasoff（1903-1995））：法定的数字计算机之父
8、艾克特和莫齐利（J. Presper Eckert (1919-1995)、John Mauchly (1907-1980)）：
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设计者
9、杰伊·福雷斯特（Jay W. Forrester）：发明第一台交互式计算机、现代计算机内存系统
10、计算机奠基三杰：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1791－1871）、克兰德·朱斯
十大思想英雄：理论、思想家、黑客、渠道等最具影响力的十大英雄
1、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斯坦福大学副校长、硅谷总设计师
2、里吉斯·麦肯纳（Regis Mckenna）：IT业营销之王、Mckenna集团创始人、主席
3、道格·恩格尔巴特（Doug Engelbart）：人机交互之父、鼠标之父、ARC创始人
4、帕特里克·麦戈文（Patrick J.Mcgovern）：全球最大IT媒体集团IDG创始人、董事长
5、泰德·纳尔逊（Ted Nelson）：IT梦想家、“超文本”概念创造者、Xanadu计划
6、理查德·斯托尔曼（Richard Stallman）：自由软件精神领袖，FSF创始人
7、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最具影响力的网络法律专家
8、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MIT媒体实验室创始人
9、当代黑客：凯文·米特尼克（Kevin Mitnick）等黑客群像
10、麦特·德拉吉（Matt Drudge）：最著名的博客（Blogger）、主持个人博客网站“德拉吉报道”
十大华人英雄：全球IT业最具影响力的十大华人英雄
1、王安（An Wang（1920-1990））：文字处理机之父、王安公司创始人
2、王嘉廉（Charles Wang）：世界第三大软件公司CA创始人、主席兼CEO
3、施振荣（Stan Shih）：台湾最大IT公司宏基（Acer）创始人、主席
4、杨致远（Jerry Yang）：全球最大门户Yahoo创始人
5、张忠谋（Morris Chang）：台湾半导体教父、台积电半导体创始人、主席
6、庄思浩：BEA共同创始人、CEO兼总裁
7、王选（软件）：“当代毕升”，方正董事长，中国软件技术的象征
8、倪光南（技术）：联想原总工，中国电脑硬件技术的象征
9、杨元庆（硬件）：联想电脑公司CEO，中国PC业的象征
10、任正非（通讯）：华为创始人、CEO，中国通讯产业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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