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兴东观察

一个方向性的危机：抛弃草根力量
      那么中关村究竟发生了什么？
      十多年前，他们来了，满怀希望，无论是一个空有一身闯劲的下海人士，一个身无一技之长的老民，还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刚刚毕业的学生。中关村都展开宽广的胸怀，给他生存的机会，给他施展的空间，给他不断奋进的期望。中关村仿佛成了一个时代创新的大熔炉，接纳着中国社会刚刚释放出来的所有活跃因子，中关村就是每一个人的中关村。中关村巨大的包容性成就了许多人，当然最终也成就了自身。
      但是，今天，中关村越来越令人敬畏，越来越拒人千里。中关村不再是大家的中关村。这种可怕变化恰恰发生在最热闹的近几年。
      中关村过去的成功在哪里？也就是说，过去中关村的精神在哪里？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中关村放进唯一的参照——硅谷。虽然两者没有直接而绝对的可比性。但是，我们将硅谷放置在过去50年全球IT业的发展历程中，将中关村放置在过去20年中国IT业的发展历程中，作相对的比较，依然是最有效，也十分有价值的。
      这样比较之下，我们的答案就浮出水面。这就是无论是硅谷还是过去的中关村，都是为高科技IT为主的草根阶层（有生命力却还没有发展）提供了最佳的发展机会。硅谷因为是高科技草根力量最佳的孵化地，才辉煌无比；中关村曾经是高科技草根力量最活跃的集散地，才成就了今天。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硅谷为四次技术浪潮的草根力量提供了最佳的栖息地，也就成为四次技术浪潮的中心。这间隔差不多十年一次的四次浪潮深刻地影响了硅谷的演进，一浪紧接一浪将硅谷从经济周期和技术周期的衰退中拯救出来，而且不断提升。
1、 国防：二战以及朝鲜战争时期的国防支出对于硅谷技术基础设施以及相关行业的建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 半导体：1959年集成电路的发明导致了20世纪60、70年代半导体工业的快速增长，推动了第二波技术浪潮的兴起；
3、 个人电脑：国防以及半导体技术浪潮所建立的技术基础为个人电脑技术浪潮创造了优越的环境；
4、 互联网：硅谷的第四次技术浪潮是由互联网革命推动的， 是建立在前三次技术浪潮的基础之上。
正是这四次“创造性毁灭”的技术浪潮一次次推动了硅谷的技术进步以及产业的演进。李钟文、威廉·米勒等人《硅谷优势——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一书中写道：事实上，信息技术每一次重大的进步，都由一家在硅谷诞生成长的公司来领导：集成电路（国家半导体、英特尔、AMD）、个人电脑（苹果）、工作站（惠普、太阳微系统）、三维图像（硅谷图文）、数据库软件（甲骨文），还有网络计算器（3Com、思科）。而在最近的互联网繁荣昌盛中，网景、Excite＠Home与eBay的骄人战绩又再次证明了硅谷的实力：尽管地价飚升、劳动力成本上涨、国际竞争激化、商业环境周期性恶化，孕育着创业精神的硅谷却始终在信息技术的滚滚大潮中领先群雄。
而20世纪80年代，接续全球个人电脑浪潮而崛起的中关村，汇聚了个人电脑硬件和软件上下游几乎所有草根力量，因而拔地而起。90年代中期以后，借助历史的积累，新浪、8848、雅宝等又一支以互联网为契机而崛起的草根力量呼应了全球的互联网浪潮，从政府体制的视野之外崛起，从联想、方正、四通等大公司的身影下崛起，可是此时此刻的中关村已经暮气沉沉。这第二波技术浪潮没有能够托起中关村的第二次辉煌，反而在大形势和小气候的双重夹击下，很快在中关村沉没！当2003年互联网浪潮再起，中关村已经残酷地被边缘化！

 
      千万条理由，千万种辩解，我们都不能偏离这最根本的一点：现在中关村的危机就是基于这一点：中关村的发展已经发生方向性的转变，其资源不再重点为草根阶层和新兴力量服务，而主要是为成熟壮大的阶层和强势力量提供服务！据报道，在2001年用于中关村建设的高达100亿的投入中，绝大多数流向了“基础建设与硬件改善”。2002年上半年，用于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创新基金投入仅为1.6亿元左右。“三减两免”固然是中关村给予创业者的有利条件，但更多的是众多小公司在变相利用这个优惠政策。几年过去以后，换个名字另外注册一个公司，再享受一次这样的减免待遇，在这样的心态下，又怎么能够将公司发展起来呢？而且，在享受了优惠政策后，还导致了由于投入的减少所带来的恶性竞争。
      因此，中关村所面临的危机，不是一般的危机，而是方向性的。中关村不再给技术草根力量以机会，技术创新也不会再给中关村下一次机会！良性的自我增长的循环也就逐渐休止。游戏就是如此简单，规则就是这样明了。
      “硅谷的故事就是在一个栖息地中联成网络的人们的实践与创造的过程，是人们不断尝试、失误和不断学习的产物。它已经取得了空前的技术和商业成就，得到了广泛的赞誉；硅谷今天名至实归，也许还值得仿效，因为它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即它提供了一个产业体系模式，一个支持持续创新与创业精神的充满活力的栖息地。”可惜，曾经极具硅谷形态的中关村在一次性的爆发后，却失去了一次次持续爆发的根本活力。如果把硅谷比喻为一次次不断喷发的活火山，那么，中关村只是一次性喷涌的死火山。

在错误的方向下，三大根本性的失败
      关于硅谷模式的探讨已经几乎可以成为教科书，硅谷的成功也总结出公认的经验：创新的游戏规则和创业文化，极高的知识积累度，员工的高素质和高流动性，鼓励风险和宽容失败的氛围，与工业界密切的结合的研究型大学，高质量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专业化和商业基础设施，开放的经营环境，完善的风险投资机制等等。
      目前，概括硅谷模式的最流行、最热门的理论就是“产业集群”，通俗点也就是“产业聚集地”。这一定义是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一个世纪前提出的，它是指由于某地技术外溢造成同一产业的企业聚集于某一地区的现象。而对专业人才与中间产品的共同需求又加强了这一地区聚集效应。《硅谷优势——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总结道：世界上有许多产业汇集在“产业聚集地”，如瑞士的钟表制造业、德国的机床业、米兰的服装设计业与家具制造业、北卡罗来纳的木器制造业、设菲尔德的刀具制造业、巴塞尔的制药业、巴伐利亚的啤酒酿造业等等。汇聚过程一旦开始，技术（创意）外溢、技能的积累、生产所需的资源的可获得性，以及一系列反馈都有助于保持竞争优势。硅谷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它由电子企业起家，此后领导着信息技术的每一次潮流。这些簇群显示了邻近性和本地资源的重要性。正如迈克尔·波特所说：“要在全球经济中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就必须更加立足于本地资源——知识、关系、原动力——这些是遥远的对手无法匹敌的。”硅谷就是一个发挥本地知识和关系簇群优势的典范。
      中关村的经验也基本可以以这些作为参照。但是，为了让老百姓们更清晰地理解其中的道理，我们还是试图超越这些固有的模式，换一下角度来剖析中关村危机所在。起码，我们不能停留在高深的理论上，而简化为更通俗易懂的常识和观念上。
      我们认为，在错误的方向下，中关村后来的发展造成了三大根本性的失败：
      技术创新文化与校园创业文化融合的失败。应该实现融合的却继续分道扬镳。
      市场权力化与权力市场化两股力量竞争的失败。不应该融合的却开始“同流合污”。强强联手，共同“垄断”了中关村的社会资本。
      中关村由市场销售的生态网络向技术创新栖息地升级的失败。升级失败了，连原本的市场生态也濒临危机。
      这三大失败如果无法挽回，将从本源上摧毁中关村长远而持续的创新能力。而这三大根本性失败的共同之处就是：由于新兴中小企业组成的草根力量失去了持续萌芽生长的基本机制，失去了基本繁衍和扩散的环境。

硅谷优势：一个更具可学性的秘密
      硅谷成功的秘密只有一个，而且这个秘密比别的任何一个小秘密都更具可学性。当然我们无法与硅谷直接比较，但是相对的比较是合适的。我们将硅谷放在全球半个世纪IT产业的背景下，将中关村放在20年中国IT业的背景下，进行比较是十分恰当的。80年代未，中关村为中国IT业奉献了联想、方正、四通、希望、金山等一大批领先中国软、硬件企业，90年代初期与中期，又继续为中国IT业推出了四通利方、用友、连邦、同方、紫光、青鸟等一流厂商。而在最近五年，中关村提供了什么？今后五年，中关村又将提供什么？这个答案，如果再用那些老面孔来回答，显然是文不对题。用这些大企业的数据来回答，显然只是数字游戏，因为他们只能证明中关村的过去，而不能证明中关村现在和将来。如果中关村拿不出一批批新的企业给中国IT业，那就只能说，过去五年是失败的五年，未来的中关村将是失败的中关村！
       “在20世纪90年代，硅谷的研发人员占劳动力总数的10％，是美国全国平均水平的2．5倍。1999年，硅谷雇员的人均创造价值达到11.5万美元，而同年美国平均数字为7.8万美元。1999年，硅谷首次公开上市的企业数已创纪录地达到了72家。1999年，13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涌向这一地区，占全美总额的三分之一。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其他人才或资本密集的地区至今却都仍难以取得同样的辉煌。全球涌现出的“未来的硅谷”全都面临这一困扰。例如，在美国，为什么尽管匹兹堡拥有计算机学科出类拔萃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而该地区信息工业却从未有过振兴；英国剑桥大学发现了电子，完成了原子裂变，成功制造了第一台数字计算机，但它怎样做才能激起创业热情呢？实际上，每个政府都想建立自己的“硅谷”。他们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采用“硅”字——爱尔兰称之为“硅沼”、苏格兰名为“硅峡”、英格兰叫做“硅泽”、越南是“硅滩”、以色列就是“硅壑”，凡此种种。但仅仅取个名字，或是搞几个孵化器，建几家半导体、软件公司，或是工厂，这是远远不够的。”
      《硅谷优势》写道：“本书认为，硅谷持续的优势来自多种因素，而远不是任何个人或单个公司。更确切地说，硅谷的优势来自其整体环境——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这个栖息地随时间自我发展，随着一代又一代新兴企业与新技术的成长而成长。”这些道理的确很到位，但是也的确过于复杂而有点“虚无”化，让硅谷之外的地方感到绝望。
      其实概括硅谷不需要如此悬乎，更不需要让人失去学习的希望。我们恰恰认为，硅谷的成功就在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我们失败的原因就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硅谷成功的根本无非就是给新的创业公司以最大程度机会，保证它们源源不断的诞生！
      只要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就能很清晰地判断出：一个高科技园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指导方向是什么？中关村应该如何营造好这个“人工环境”，达到硅谷同样类似的功效。可惜，我们完全抛弃了这个很简单的根本原则。而迷失在“见木不见林”的学术、媒体和政府报告的“八股文”中，在丛林里扒拉不止，失去方向。硅谷无非也是一片地理区域：加州北部1500平方英里的狭长地带，中心在帕拉阿托，北起圣马特奥县，南至圣克拉拉县。在这一地区，有250万人比邻而居。
      对于中关村，就让我们回到根本上来吧！也许现在并不晚。让中关村真正把功夫下对方向：给失败者中国最好机会、给一无所有的企业者以中国最好机会、给弱小的创新企业机会、给风险巨大的创新技术最好的机会，中关村在中国的地位将永远难以超越。但是如果方向错误，中关村的命运也是注定的！中关村只要能够遵循这个原则，来规划、设计和运作出这样一个“人工环境”，造就一个类似硅谷的技术创新栖息地，完全可以成为可能。
      网景的创始人马克·安德里森概括说：“硅谷有人、有风险投资、服务机构、有把好的创意变成成功企业的创造力。许多地方试图模仿硅谷，却没有一个能接近硅谷的水平。”这是事实，但是，所有这些说法的根本还是一个中心：给草根以力量！硅谷没有那么高不可攀，那么神奇得独一无二。真正掌握了这个简单的秘诀，硅谷完全可以“复制”。
      也许方向上头脚倒置的中关村，至今还没有明白自己犯下的致命错误，今后也很可能不知道明白自己未来沦陷的原因。

中关村首先死于市场生态升级的失败
      中关村的理想之路就是从IT市场生态过渡到IT产业生态，然后在发展到IT技术创新生态。如果顺利，这个不断升级的三部曲可望在21世纪前十年完成。可惜，在20世纪90年代，中关村在从IT市场生态向IT产业生态过渡中，没有能够顺利完成，直接导致了技术创新生态的失败。而且，更尴尬的是，西瓜没有拣着，芝麻也丢了。中关村最原始的IT市场生态本身的发展也濒临挫败。
      中关村依靠市场优势发展起来，虽然也承受了“骗子一条街”、“倒爷一条街”的负面影响，但是，与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的原始积累一样，必然也是每一个毛孔都粘着一些不太道德的血汗和肮脏的成分，比如深圳、海南的发展，温州模式的演变，以及义乌的小商品市场。甚至是英国的发家，美国的发展，都无不是如此。这是发展过程的一个必经阶段，也是发展的必由之路，倒没有必要多在意。只要是为了今后更好发展的目的，倒也不是真正的耻辱，甚至不必为这样的历史感到多余的羞愧。
因为，鱼目混珠之中，中关村建立起中国最完整的IT市场生态，也初步孕育出中国IT产业生态，构建出产品和服务，软件和硬件，研发生产和销售的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中关村市场提供了与全球产业进展的最佳展示和触角。
      但是，今天，这个曾经不太名誉却实际上成就了中关村今天的市场，却开始沦为牺牲品，开始失去了作为全国中心的地位，以及辐射全国的影响力。同样作为市场，义乌小商品的持续发展就在于不断将本地的市场优势，延展到全国各地，甚至延伸到整个世界，从而构建出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市场网络。“网络效应”成为市场成败的关键所在。
      但是，中关村的市场没有利用原来的优势，成功地延伸到全国各地，反而其地位和辐射能力不断萎缩。也对整个园区的发展产生深层次的负面影响，使其基础受到极大的削弱！
      让我们看看中关村的市场生态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中关村的成功在于构建出全国最活跃的电子市场；第二阶段，建设单点式电脑卖场，也有所成就；第三阶段，如何构建全国网络式的电脑卖场。
中关村在向第三阶段的跃进中彻底失败了！前两个阶段的成就和优势也就开始逐渐化为乌有。中关村的市场优势再也无法为产业生产、制造、销售和研发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中关村的特色也就开始消解，与北京以及全国其他相竞争的区域不再构成独特的竞争力。

西瓜和芝麻都丢了：传统市场生态被基本摧毁
      中关村的建设问题很复杂，积极、消极的因素都很微妙。但是，其中最痛心的也是最不应该的是，中关村的建设破坏了过去的发展基础——市场生态。八年、十年前，走一趟中关村，都可以直接感受中国IT市场、甚至全球IT市场的最新脉动。虽然这个市场的原生态嘈杂且繁乱，甚至还赢得了“骗子一条街”的称号，也远远无法与硅谷的技术创新生态圈相比较。
      但是，正是这个市场的原生态，给了中关村最准确的市场敏锐感。因此，当时几乎所有的企业，包括IBM、苹果都将产品发布的地点毫无置疑地选在中关村。而现在这个市场生态基本消失。到海龙、太平洋依然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产品，却再也没有中关村独特的市场敏感度。
      也正是这个外表一点不美好的市场，一个屡屡被媒体被政府整顿和批评的市场，汇聚了中国IT业软硬件厂商，汇聚了生产制造、研究开发、倒买倒卖的各路上下游厂商，并且辐射到北京周边，乃至全国各地。这是中国IT业真正完整的原生态的产业中心。中关村如同一块磁石一般，吸引了对IT业敏感的各种投机者、梦想家、生意人，甚至骗子和盗版经营者。这些五花八门的人士来自全国各地，走向全国各地，他们之间构成了“强纽带”和“弱纽带”，形成了基本的社会网络。通过这个网络彼此衔接，传播信息，完成交易。这个网络就是中关村影响力和市场力得以主导全国的基本环节。
      美国传播理论家Everett Rogers（1995）也指出，新发明常常是在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管道中流传，人际扩散网络（diffusion network）的结构会影响新发明获得采用的速度。网络式组织的相互连带往往提供了新技术流通的传播网络，使得相关专业的人们，跨公司而互相认识，不但在公司联合研发的过程中交换新知，在日常社交谈话之中也不经意地让新知扩散。美国硅谷的高科技，英国剑桥的软件产业，台湾新竹的半导体产业等，都是社区人际网络、产业组织网络以及新知传播网络密不可分的例子。
      当然，当年中关村这些极具生命力的草根力量看上去实在是不太文雅，不但与世俗观念中的高科技形象格格不入，同时也难免交织着丑陋，甚至犯罪。于是，政府部门一次次扫荡和打击，这些野火烧不尽的草根力量，除了一部分利用时机脱胎换骨外，大多数还是逐渐消失。因此，人们如此说道：“中关村就是一个‘村’，看起来很火，其实就只是农村经济”（经济学家张维迎）；“如果到最后，在中关村宽敞明亮的大楼里，住的都是利用我们高素质的人才替其打工的外国研发机构，你说我们到底是中关村建设的罪人，还是功臣？”（段永基）；“中关村的企业，这些年更多的是靠自己往上顶。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实在太累！中关村这20多年的历史，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历史。”（郭为）……
      在大兴土木的历程中，原始的初级的市场生态被成功消灭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构建起更高级的市场新生态。中关村安静了，干净了。高楼大厦的现代化实现了，但是中关村企业与企业之间，上下游之间的网络却从此隔绝在写字楼之间，消失在高楼大厦之间。
      如今，面对这些威严的大楼，我们突然忍不住怀念起那些中关村特有的草根力量。这些真正与“村子”的精神内质血脉相连的群体，现在看起来原来与高科技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

中关村产业生态趋势：逐渐“波士顿”化
      1987年春，作为小型机领域冉冉生起的新星，杰弗里•卡尔布（Jeffrey Kalb）从波士顿大名鼎鼎的DEC辞职。灰心烦躁、精疲力竭的卡尔布回到自己的故乡加州，成为从麻省128公路地区向西海岸硅谷大批“迁徙”的工程师中的一员。1988年初，卡尔布在硅谷创办了Marspar计算机公司，几年后他如此回忆道：128公路地区和硅谷的产业结构存在着根本性差别。128公路地区由大公司组成，他们有能力做任何事情，不仅仅是谢小事，还包括主板、芯片、显示器和磁盘驱动器等所有的一切。小公司在那种环境下很难生存，因为他们不容易拿到这些元件。这不仅仅是一件事情，而是一种能量，一种能获取一起的能量……而在硅谷的基础设施中，有你所需要的一切。因此，我说它不仅仅是一件事情，它是劳力、物力、原材料，更是时间。当你处于起步阶段时，时间就是一切。作为初创企业，入市时机是仅次于现金的重要因素。如果这些资源伸手可触，究比较容易作出决策。……这就是你作为初创企业所面临的环境，一种迅速决断、迅速行动、迅速变化的文化氛围。……只有当你亲自在这儿工作过，你才能真正意识到硅谷的基础设施建设有着多么的与众不同。
      十多年后，多么相似的情景一幕幕在中关村上演。已经在中关村三次创业的王志东，在离开新浪开始再次创业时，他选择了离开中关村。作为点击科技的总经理，现在的王志东谈起中关村深有感触。“现在的中关村和以前真的很不一样，当初的中关村是中国的信息中心、IT味道也很浓，你要看新产品、新信息，就得到中关村走一走，去各个公司看一看。而现在，中关村更像一个大的贸易市场，有很多电子配套市场，现在这反而成为中关村最核心的地方，大的企业像联想、方正、用友等都搬到上地去了。中关村一直在修路，交通不便利、费用过高，所以我将公司设立在亚运村这边。”
      当今的中关村与当年的波士顿是如此相似，其埋下的教训也一定异曲同工。就像当年DEC在波士顿128公路的地位一样，今天中关村的联想也领袖群伦。一位网友如此写道：“杨元庆时代的到来，没有技术是他心里的痛，于是，联想迈进了服务器时代、掌上时代、手机时代、关联应用时代。接着，万亿次服务器来了、四万亿服务器来了，中国服务器第一品牌之争来了，联想科技巡展来了，一霎间把个2003年闹得不可开交，足足地在31个省会唱了把大戏，把上上下下的官员、群众和媒体看得目瞪口呆，纷纷把这一年记做联想的“技术元年”。”
      是的，联想之大似乎已经无所不能。不需要无数公司构成的社会网络，不需要产业上下游之间的紧密互动，不需要速度极高的信息共享。联想自己可以搞定一切，中关村就是它的天地，中小企业在这里没有多少天空。“想想从赢时通、FM365、金山、北大附中网校，到汉普、智软、中望，再到记忆网络、QDI（现在科迪亚）、联想移动，还有正在房地产、饮食业奋斗的联想兄弟，3个年头过去了，眼看着我们渗透的行业越来越多，可是越来越多的业务成了协从业务甚至消失掉，虽然我们勒紧了裤带，但是对外，我们依然喊着我们赚钱了，尽管股票依然徘徊在3块钱。真的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大炼钢铁的时代）。”
      1994年，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安纳利·萨克森宁教授出版了《硅谷优势——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一书，以研究硅谷成功的原因。该书专门比较了波士顿附近128公路周围的高技术公司和硅谷高科技公司的发展历程。杰弗里•卡尔布的故事就出现在该本书的前言。
      安纳利·萨克森宁教授的大作名噪一时，几乎影响了后来所有的硅谷研究。在教授眼里，波士顿地区既有著名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大学，又因靠近纽约金融中心而具备充足的资金，然而却在80年代后逐渐失去高科技发展的优势，走向衰退。相反，纵深只有100公里的硅谷地区则蒸蒸日上，在全球的高科技发展中独领风骚。
      那么根本原因是什么？萨克森宁作为教授，当然需要“学术”味道，因此他概括为核心的字眼就是“文化”。他将硅谷的成功归纳为文化的优势。它们的形象化的标识是：128公路地区的经理穿西装打领带；硅谷的经理穿T恤和牛仔裤。此后其他人的相关研究，又把硅谷成功的原因提炼为该地区一系列的制度体系安排。人们把硅谷这种制度体系形象地比喻成创业公司的“栖息地”，它包括了开放型的生产结构、人才的自由流动性、鼓励创业精神的文化、优秀的人才储备和适于筹资的通道等要素。
      “文化”也好，“制度”也好，对于我们这些老百姓来说，理解起来都有些敬畏，更有些云山雾罩。当然，也可以意会而不言传。但是，其实“文化”还是“制度”，落实到最基本的事实，就变得非常简单、自白而明了：在硅谷独特的“文化和制度”下，小公司得以源源不断地诞生，并总有一些异类迅速崛起，成长壮大。作为高科技草根力量的中小企业如同泉水一样，连绵不绝。这就是理解硅谷成功的一个形象图景。而这同样也是理解波士顿128公路为什么会走向衰退的根本。
中关村当然也不例外！

彼此绝缘：中关村三大阶层的分化
      安纳利·萨克森宁教授将硅谷描述为“地区性的以网络为基础的产业体系，鼓励一群相关技术的专业人员共同学习和灵活调整……企业内部的功边界作为一个网络体系是相互渗透的，不同企业之间、企业与地方组织（如商会、大学）之间的边界亦是如此”。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社会扁平化的阶层和文化就像电脑运转的软件一样，最至关重要。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关村的阶层相当简单而扁平，而今越来越分化的阶层使得以平等互惠为基础的产业生态和市场生态越发无从构建。尤其是，最利于良性循环，并能够稳定持久的橄榄型阶层结构末能出现，而代之以倒金字塔的分层结构，不但不利于稳定发展，而且少数人越来越集聚大部分社会稀缺资源，如同乌云一样，笼罩着中关村，使中下层的创新源头得不到充足的“阳光”，抑制了活力。反过来也将使最上层的群体失去持久发展的源头。

      当然，社会阶层的分化并不可怕，贫福差距的拉开也不可怕，只要各层次之间能够产生互动互换，就有可能实现共赢。可怕的是这种分层越来越绝缘，越来越构成矛盾和冲突。比如位于金字塔顶端的第一阶层，应该是合理存在，要整个社会向上发展的动力和象征。但是，这个阶层本身为了自己的持续发展，也需要促进中低层的发展。中低层的创新和活力是他们发展的源泉。如果断了这个源泉，对于自身也是一个必输的结局。因此，为了各个阶层的共赢，中关村急需扭转发展方向，纠正不正常的趋势。尤其是政府的角色，是其中的关键。
      《计算机世界》记者雍忠玮在《中关村的“植物群落”》一文写道：“在中关村，的确生活着这样一大群中小企业，它们如同灌木丛般掩藏在几家大企业之下，营养严重不足，先天缺乏进攻性，开了又关，关了又开，自生自灭而已，我们称之为——中关村的“植物群落”。”
“从往昔中关村“巨人”到今天的凋敝，“资源型生存”企业的风光不再，到中关村大大小小的企业依旧在“关系经济”中苦苦挣扎，自然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中关村为什么没有与时俱进”，抑或“进步太慢”？一旦“资源型生存”环境消失，投资和相应的政策环境又未能跟上，中关村中小企业的“严重营养不良症”开始凸现。”
      作者在结尾写道：进入新千年后的中关村，人们谈论最多的一个新话题是中关村的“贵族化”倾向，“中关村正变成一个‘有钱又有闲’人士的居留地”，许多人都持这样的观点，在中关村变成一个“富人区”的同时，如果它日复一日地远离高科技创业，中关村还能延续它原来“中国IT圣地”的光芒吗？

死亡历程：中关村四个发展阶段
      曾经互联网掀起了又一股继“中关村”之后的真正创业浪潮，一大批无钱、无权、无势的年轻人纷纷崛起，大大改变了市场竞争格局和产业发展面貌。但是由于各种因素，这股浪潮未能持续下来，而是迅速休止。于是我们看到，柳传志、段永基等最早的中关村创业者们依然占据着风头浪潮，钟锡昌、倪光南等老一辈的技术科学家依然是核心技术领域创新的先锋。这种奇特的中关村“返祖”现象意味深长。在我们向这些老一辈表示深深的敬意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使得后起的每一位年轻人感到羞愧，应该让指挥中关村发展的决策者们羞愧！这与其说是一个现象，不如说是中关村的一种悲哀，值得每一个人深刻反思！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为什么没有起来？为什么无法起来？根源究竟在哪里？
我们要找寻答案，首先必须回到历史中去。
要分析中关村，我们首先要将20年的发展历程梳理清晰，把握住其中最本质的内在发展阶段。直观的点，就是将中关村当作一个有机的生命体，确定它的成长过程和特点。我们把2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和全球IT业作为双重背景以创新活力作为核心变量，将中关村的发展归纳为几个鲜明的阶段。
第一阶段：80年代初期－80年代末期：中关村机制创新黄金期
第二阶段：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中关村技术创新黄金时期
第三阶段：90年代初期－90年代中后期：中关村市场创新黄金时期
第四阶段：1998年－21世纪初期：中关村转折时期

      第一阶段：有人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注定与“村”有缘。这个说法不仅仅是历史的巧合。让我们看看，1978年，安徽省滁县小岗村的农民，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偷偷搞起了联产承包，掀起了中国农村的一场革命。1979年，历史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被称为“小渔村”的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设立，形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格局。而1980年，在北京这个被称为中关村的地方，一批不安分的知识分子，也要酝酿一场高科技产业的风暴。显然，70年代末农村改革的巨大动力为城市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高科技的活力最先在城市开始萌动。这个活力也不会来自城市繁荣的中心，只能来自偏远的“村子”。80年代初期，中关村在新的社会观念和氛围下破土而出，一批最早不甘心局限于封闭沉闷的计划机制的人，率先走进中关村。他们在没有更多束缚的新空间中如鱼得水。在这一空白阶段，高科技的民营企业纷纷涌现，中关村的机制架构和产业生态雏形就在机制创新中确立下来。
      第二阶段：在新的机制下，沉积在传统机制中的许多技术创新开始流入中关村，大大激活了创新活力。这时候，凭着研究所、高校积累的技术项目，众多民营IT企业依靠这一技术之长，汇成了中关村技术创新的黄金时期，无论是汉卡、打字机、字处理软件、中文平台等等。中关村的每一项技术都是引导着中国IT业的技术变革，甚至在国际上也在不少同步的创新。可以说，现有大多数国内IT主流厂商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真正的积累（资金、人才、技术和产品）。
      第三阶段：90年代中期以后，是中国IT市场大发展的时期，依靠过去10多年的先发优势和市场力量积累，中关村在市场上的优势格外凸显。甚至在技术创新受到冲击，国外一流厂商全面进入的背景，国内IT厂商也能够完成漂亮的防守反击，在市场上表现出色，尤其是当时产业的标志性领域——PC业，国产品牌后发制人，重新引领风骚。
      第四阶段：但是经过机制、技术和市场的一次性喷涌后，中关村开始了转折。但是市场的膨胀掩盖了内在的变化，互联网的浪潮更是转移了问题和注意力。尤其是国家开始全面将IT作为重点之后，光环之下的中关村更是没有心思顾及危机。但是热闹之中，变化是那么明显：借助互联网热潮，新浪成为中关村创新的最后一个休符。在互联网大潮中，中关村响应不错，但是中关村主流企业起码迟延了两年（直到2000年）才作出了滞后的反应。这种反应的后果显然不是回报而是教训，不是辉煌而是代价。从此，中关村再也不是中国IT业创新的绝对领导者。也从此，中关村再也没有出现新的创新技术、创新企业。中关村成熟了，却没有了继续创新的活力。
      2004年2月，石定果等人大代表在《中关村必须保持核心竞争力》的议案中展开调查：中关村的产值主要来自于科技贸易，而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的比例不足3%，下游的贸易未对上游的研发产生强劲的拉动力量，贸易是产业的龙头，研发是陪衬或招牌。代表们提出，要倍加珍惜中关村的品牌，同时要有足够的忧患意识，“中关村目前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认识核心竞争力？”王文京说，知识型服务业的转移，将给中关村企业带来国际化的双刃剑：要么像姚明一样进入NBA，要么别再打篮球。“国际竞争到了中关村家门口，过去在国内当老大高枕无忧的日子已经没有了。”王文京同样提到了核心竞争力：中关村未来十年内如果不出几个世界级的公司，可能会“无以为继”。
作为一个发展了20多年的科技园区，如此现状实在难以释怀！
      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尔斯和皮霍尔在《世界技术园区：21世纪的产业综合体》一书中如此说道：“在发展高技术的第一阶段，国家选择高技术中心的区位时，国家首都地区定是第一选择，因为没有其它地区像首都那样，最富有社会文化网络，集中着最高素质的劳动力，先进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业。”中关村显然非常符合这一说法，但是事实上首都的背景对于中关村是不是好事，实在值得人们置疑。
      悲喜交加：中关村发展的十个脚印
      可以说，这十个脚印个个都是领中国之先。不仅仅是中关村的脚印，更是中国IT业的脚印。有了这些，中关村永远在中国IT历史中占据最重要的一页。可惜，从此以后，这样具有深刻影响的脚印越来越少了。
      1、 1980年10月，以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为首的一批科技人员，组成“ 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最早以一种准企业的方式尝试将科技成果直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苹果电脑和IBM PC的推出，PC革命启动。北京中关村，这一世界上少有的智力密集区内，在中国率先对这场革命作出了反应。
      2、 1983年，中关村第一个民办科技开发经济实体——北京华夏新技术研究所成立。此后，京海、科海等11家科技企业相继涌现。这块当年清王朝的皇家园林，近代中国沧桑悲欢的见证地，经过长期的孕育，终于萌发出一股全新的变革力量，开始推动中国新的发展。
      3、 1984年，中央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国性改革从此大潮涌动，在北京市海淀区的大力支持下，以“两通”、“两海”为代表的科技开发公司迅速增长至40余家，营业额1800 多万，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骨干基本形成。
      4、 1985年，国家经济过热，经商热有些失控，非科技企业也开始介入从事科技产品的贸易，获取高额收入，中关村热闹起来。企业开始挤占沿街铺面，“电脑挤了豆腐脑”成了流行的一句戏言。此时中关村科技企业增至90多家，企业参差不齐，“倒爷一条街”、“骗子一条街”的称谓由此流传于世。
      5、 1986年初，国家开始打击经济犯罪和纠正不正之风，全国范围开展治理整顿。中关村的热闹暂时收敛了一些，发展节奏也平缓下来。但1987年，国务院发布双放政策，进一步放活科研机构，放宽科技人员。科技人员开始流动，中科院成为最主要的源头。中科院及属下研究所办公司达50家，占中关村企业总数的1/3以上。各企业50％以上的科技人员来自中科院。在这些人的努力下，中关村真正沸腾起来，当年技工贸总收入超过9亿元。中关村基本形成从白石桥到中关村302路汽车终点站的南北大街为主干，以中关村--海淀路--海淀大街--土城路为支线的“T”形地区的科技企业群。其中微机、电子产品和技术成为“村” 里的主导产业。
      6、 1988年5月，国家正式批准建立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开始步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中关村地区有50余所大学，138家研究院所。试验区一建立便出台了18条优惠政策，对大院、大所、大学的改革推波助澜。1988年下半年到1991年我国经济开始了长达3年的治理整顿时期，全国银根紧缩，市场疲软，经济下滑，但试验区以技术为后盾，在“自筹资金、自愿结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灵活机制下，依然保持高速发展。三年中经试验区认定的新技术企业达920家，四通、联想、京海、信通、方正等集团公司也脱颖而出，四通打字机，联想汉卡和系列微机，北大华光后改北大方正排版系统、太极小型机系列等拳头产品扬威市场。
      7、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将改革大潮推向新一轮高峰，1993年新的公司热在中关村也达到高峰，至年底注册公司总数已达3769家。90年代，全球化的经济浪潮也冲击着中关村，中关村最大的变化就是洋品牌的蜂拥而入。1988年，区内开始诞生三资企业，而1992、1993年外资企业迅速激增。中关村不再是自个儿练摊，严酷的市场竞争格局从此拉开。在外商的“围剿”下，中关村开始经历严酷的市场洗礼，经历阵痛，许多企业也在阵痛中迸发。
      8、 一些公司走出小作坊，走出中关村，开始迈向全国，并尝试海外市场。1993年8月，四通在香港公开上市，发行股票1500万股，筹资1.89亿港元。1994年2 月，联想在香港上市，发行股票18225万股，筹资2.2亿港元，1995年12月，方正在香港上市，筹资3.2亿港元。这些不但获得了宝贵的海外资金，也在上市过程中按国际通行惯例和规则完善了公司财务和管理。
      9、 中关村已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销售渠道，各公司都有很好的客户网。因此成为国外品牌争夺市场的首要战场。一时间，许多人惊呼狼来了。但是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因为 “村”内原本以生产为依靠的企业只占20％，80％的企业主打销售与代理。国外产品的进驻反而为中关村带来新的机遇。各公司纷纷敞开怀抱，代理销售洋产品。当然倒一台机器净赚一、二万的美好日子结束了。组装一台机器获取丰厚利润的时代也结束了。国产品牌也开始受到巨大冲击。1988年，国产微机份额在80％以上，到1993年已降至37.8％，1995年跌至最低，只有23％。1996年以联想PC首度领衔国内市场为标志，国产品牌重新崛起，赢得用户信心，并于1997年，兴起国产品牌蜂拥而上的热潮，重新主导了市场。虽然，目前国内厂商还没有真正将本地市场的主动权掌握在手，但市场主动权的确已在一点点倾斜。
      10、 1997年9月12日，十五大的召开，标志着又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市场经济的路线已完全确定，非公有经济不再是“补充”而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企业也不分姓公姓私，国家都将依法对各类企业予以统一管理。首先，中关村作为改革开放试金石的使命已经完成，中关村摸索出的途径已经成为一条得到充分验证和肯定的道路。中关村作为中国信息产业窗口和铺路人的作用也在淡化。
全球化经济大趋势预示着全球化市场即将到来，国外大型企业已完成“登陆”，国内市场已完全成为国外厂商与本土厂商平等竞争的场地，高技术产品零关税的实施已进入倒计时。信息时代的时间和空间正重新赋予新的含义，中关村近水楼台的优势已经不再。同时全国市场的共同繁荣和整个国家信息产业的兴旺，中关村作为全国信息产品贸易中心的地位也受到挑战。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开始呈现。中关村必须在体制、文化和技术等方面进行更积极的调整和转变，才能够克服新形势的不适应感，重新引领风骚。
      但是，真正的趋势却开始远离人们的期望，走向了另一个方向。中关村作为高科技创新的中心，曾经汹涌地喷薄而出，但是这种喷涌只是一次性的。新浪之后，这种源头性的集体式喷涌成为历史。新的领袖型人物，新的领导全国的技术创新和理念创新，新的产业和市场生态，至今都没有出现，也没有出现的迹象。

一错再错：中关村转折的六个标志
      我们经过反复讨论，最终将中关村发展的转折点定位在1998年。这一年，“知识经济”成为这一年最热门的词汇，使得中国IT业开始超越产业界限，实现突变，一举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一年，后PC时代的到来和互联网热潮掀起，预示着产业内在也将发生深刻的变革。这一年，信息产业部正式组建，结束了国内IT业机制和体制障碍，一个面向未来的中国IT业新架构正式形成。而对于中关村来说，从这一年开始，她作为中国IT业的绝对中心地位开始遭遇越来越强大的挑战。变化不可抗拒地开始了：
      1、 销售模式之痛：电脑广场像一股强台风自台湾登陆，中关村经营小店铺的老板们如坐针毡。5月8日至12日，首届中关村电脑节张灯结彩。但节日的欢庆并未给市场带来吉祥，这一年中，北京起码又冒出三个以上的“硅谷”。而来自台湾的钟琼亮带着电脑大卖场的先进理念来到北京，他没有选择怀抱抵触心里的中关村，而是在京城另一端的朝阳区落脚。一句广告语“现在买电脑，马上后悔”将火点进了中关村。1998年5月8日，20多家中关村厂商联名起诉百脑汇。一张状纸显示了“地头蛇”的威风。一审中关村小胜，二审双方言和，风波暂时平息。遗憾的是，在新的变革面前，中关村最初的反应选择了抵制！而不是积极拥抱。但是，变革是不可阻挡的，中关村传统销售模式从此瓦解。几年之后，电脑大卖场成为新的主流模式，中关村也不可能幸免。一直引领中国IT业潮流的中关村，第一次选择了追随潮流！
      2、 发展模式之痛：互联网热潮初起，中国IT企业发展模式由销售为基础的产品模式开始向资本运作模式转变！一场新的游戏也在中关村内部掀起，1998年12月1日，四通利方购并华渊，组建“新浪网”，新公司市值5000万美元，四通利方占3000万美元。对于领导中国市场十多年的中关村来说，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游戏规则。虽然，新浪依据中关村积累的底蕴，在互联网热潮中依然引领风骚。但我们看到，更多的搜狐、中华网、网易、阿里巴巴、易趣等互联网公司在中关村之外如野火般地燃起。而中关村的大多数企业要过两年以后才开始认清这场革命的本质，才开始有所行动，但一切为时已晚！虽然，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大大抑止了新兴力量的崛起。但是，IT业的游戏规则却已经永远改变！关键是，新游戏取胜因素的不再是中关村的传统优势。互联网促成了中国IT业力量格局开始分散的事实！
      3、 技术标准之痛：技术当然是中关村最不敢面对的问题，但是却是一个可以回避一时，却不能回避一世的问题，总有一天它会带着尖锐的锋芒来到中关村面前。1999年3月10日，微软主席盖茨选择深圳，而不是中关村发布其进入中国以来最野心勃勃地“维纳斯计划”，试图在即将到来的计算机、广电、家电业等产业融合趋势中，垄断技术标准，全面控制包括袖珍电脑、掌上电脑、PDA、机顶盒在内的下一代信息家电市场。由此引发的“维纳斯”大争论是中国IT业第一次全民性的事件，虽然面对挑战，最终还是中关村的“女娲计划”作出了最强烈的应答。但它更是第一次面对技术标准这一产业的根本问题，而引发的深度争论与全面思考。尤其不可否认的是，这同时也是对长期以来中关村所引导的“贸工技”思想的第一次全面冲突。一个呼唤技术的时代已经拉开序幕，中关村再一次面临被动的尴尬局面！
      4、 市场竞争之痛：2001年，中国成功入世，对于中国IT业来说，是巨大的机遇也是巨大的挑战。的确，IT业最早与国际接轨，也早就与国际巨头同场竞技。而且，关税本来不高，走私等回避关税的措施早就如鱼得水。但是，这里有着一个很大的误区。虽然，关税造成的实际差异不会多高，但是，WTO之后，国外巨头市场竞争的投入力度和决心却可能大大提高。这才是更可怕的！以前，他们多少还是有顾忌，不敢太把国内厂商打得太悲惨，要温柔一点。但是，在WTO之后，心理障碍逐渐消除。为了占领这个市场，该多狰狞就得多狰狞了。而且对他们来说，中国市场毕竟是小部分，即使作为前期的市场推广投入也可作暂时的利润牺牲，而对于国内的弟兄们来说，这个市场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就是他们的身家性命！因此，真要放开架势肉搏，对联想这样的国内企业，我们怎么也不敢像柳总说的那么乐观！于是，我们将会看到，面对新的市场竞争，中关村又一次血与火的洗礼将在现在和未来几年内全面展开，遗憾的是，如今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次挑战的严峻性！中关村歌舞升平的乐曲依然嘹亮。
      5、 围墙之厚与文化之隔：1993年3月，北京大学做出了一个轰动全国的决定——将约600米长的南墙推倒，改建为商业街。与中关村融为一体，南墙进入了一个新时代。8年过去了，北大在出了一批股票价格坚挺的知名校办企业、并且产学研一体化初具规模的大背景下，又做出令人吃惊的决定：拆除商业街，恢复南墙。北大南门西侧所有店面都要在2001年7月20日以前搬走。这是一个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校园文化与中关村文化融合的最终失败！
      6、 发展方向之痛：中关村的政策和资源究竟是倾向于中小型创业企业还是已经上了规模的国内、外大型企业？是成为又一个高楼林立的现代化的“朝阳区”，还是继续成为重点辅助高科技草根力量和“弱势群体”的孵化器？这是一个必须作出明确抉择的道路问题。中关村似乎已经作出了鲜明回答，这个答案就是融科资讯中心。这个中关村最大房地产项目地处中关村的心脏，将在5年内建成，定位于为世界一流企业服务，成为北京市继国贸商务区之后第二个电信交通枢纽。看来，中关村在北京也要努力争“第二”了！而更令人关注的是，主导这个项目的居然是中国IT业的领头羊——联想！显然，这件事情将大大改变中关村未来的发展方向。

草根至上：硅谷成功的秘密其实只有一个
      我们要找寻中关村问题的答案，还必须从历史中走出，走到彼岸的硅谷。
关于硅谷成功的秘密，人们已经说得太多，无数的文章无数的书，总结出无数的结论。如果说，这些总结都是瞎子摸象，那未免太不恭敬。但是，我们耗费数年时间，收集并读完这些大作，的确依然感觉不够到位，说的都对又都不对，都是又都不是。
      我想这样的比喻可能更为恰当：我们把硅谷当作一棵神奇的大树，人们对它的枝枝叶叶都作了非常好的描述和概括，但是对于这棵大树的根却依然是秘密，依然不求甚解。我们，硅谷成功的根本秘密只有一个：那就是对高科技创新群体，或更准确地说对草根群体的支持！也就是说，硅谷成功的要决就是以最大资源最大程度地支持新技术、人才和企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从失败到成功。硅谷是高科技有育婴室和幼儿园。
      如果我们把高科技企业的历程分成五个阶段：创新期、成长期、成熟期早期、成熟期晚期和衰退期，那么硅谷把资源、网络、机制甚至文化的重心都放在前两个阶段上。而所有硅谷模式的模仿者和追随者，都犯了一个方向性的错误：那就是把重心放在后面三个阶段！很简单，因为大中型企业都在后三个阶段之中。
      这个方向性的错误是绝大多数追随者失败的根源。所有效仿者都将重心倾斜到成熟的大公司，已经发展起来的技术和产品之上，人们更愿意锦上添花，坐享其成，给成功者添砖加瓦。他们更多的成了自己初期成功的牺牲品，包括中关村，以及所有具有“中国特色”的其他高科技园区。

中关村与硅谷分道扬镳
      中关村的成功就是依靠80年代未、90年代一批富有活力的创业企业和无数不知名的小公司的聚群，如今许多企业长大了，成了这里的大树，他们遮蔽了阳光、水份，使得新的公司和小公司越来越难以存活，新陈代谢的活跃机制开始失效。中关村更多的开始成为一些大果树的果园，摘果子成为最大的成熟，而不是育苗园了！当房地产不断炒作提高创业门槛和创业成本，当所有的媒体都宁愿围绕几个大公司的鸡毛蒜皮而不关注新企业小企业，当所有的政策都将重心落到已经跨越风险期的中大型企业，而忽视中小企业和个人创业时，当年复一年的表彰、评选和奖励都围绕这几张老面孔时，当中关村高楼大厦不断崛起而准备成为又一个朝阳区时，我们可以断定，作为硅谷追随者的中关村已经失败！
      硅谷的成功不在乎有英特尔、有惠普、有Cisco，而在于它年复一年不断地为这个产业，为整个世界提供新的公司、新的技术、新的产品。硅谷的价值核心就在于它的“新”。硅谷是新事物的天堂，而英特尔、惠普、Cisco只不过是创新的副产品而已。它们实际上不再是硅谷公司，他们只是硅谷的“儿子”。如果硅谷仅仅停留于这几个大企业的成功，硅谷就是一个“死”的硅谷。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关村只能是实现一次性喷涌的“死火山”。

硅谷：生生不息的活火山
      60年代半导体产业初露峥嵘，硅谷推出了英特尔、AMD、国家半导体、Zilog等企业。70年代计算机开始扩张性增长，硅谷推出了Tandem、Amdahl、Apple、Atari等。80年代个人电脑革命启动，除了PC先驱Apple之外，硅谷推出了Sun、Cisco、Seagate、Adobe、Apollo、AOL前身的昆腾计算机服务等一系列软、硬件企业。
90年代互联网热潮中，硅谷又奉献了网景、Yahoo、eBay等领先企业，互联网热潮之后，硅谷在光通信领域依然是主力军。这些生生不息的创新才是硅谷财富的源泉，硅谷从来不会停留在已有的成就上，继续坐享其成，而是继续构建新的东西。促进激动人心的变革，是硅谷所有激情、也是所有财富的源泉。
硅谷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辉煌，就在于它是中小企业的天堂。如果有一天，硅谷也成了大公司的乐园，那也就是硅谷辉煌的消失之际。但是，硅谷会像今天的中关村那样吗？

附录：硅谷和新竹的成功历程

硅谷
      硅谷作为全球IT产业的发源地，依据其特殊要素——人才、风险资本等，以及良好的创新、创业制度环境，一直引领着信息技术发展的潮流。根据熊彼特（Schumpeter ，1934年）的技术创新浪潮观点，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种破坏均衡而又恢复均衡的动态过程，熊彼特的“创造性的毁灭”在硅谷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如图2－1所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有四次技术浪潮深刻地影响着硅谷的演进。首先，二战以及朝鲜战争时期的国防支出对于硅谷技术基础设施以及相关行业的建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59年集成电路的发明导致了20世纪60、70年代半导体工业的快速增长，推动了第二波技术浪潮的兴起。国防以及半导体技术浪潮所建立的技术基础为个人电脑技术浪潮创造了优越的环境。硅谷的第四次技术浪潮是由互联网革命推动的， 是建立在前三次技术浪潮的基础之上。正是这种“创造性毁灭”的过程推动了硅谷的技术进步以及产业的演进。
      从全球IT产业发展的历史来看，硅谷的发展是IT产业发展的缩影。硅谷从最初的由国防需求带动的电子产品制造，到半导体工业，再到个人电脑产业，以及伴随着发展起来的软件产业，最后到以服务为主要特征的互联网产业，产业的发展经历了“硬件——软件——服务”的轨迹。从图2－2硅谷的就业结构可以看到，软件行业的就业人数占硅谷就业人数的16％，而该行业是典型的以研发为主的行业，而硅谷的半导体/设备、计算机/通信行业也是以研发为主的行业，很少涉及制造部分，因此硅谷的IT产业以研发作为其在产业链中的核心阶段；其次，硅谷企业依靠其全球的市场网络整合全球的资源，以实现其新产品的产业化以及推广；再次，硅谷越来越重视服务对于创新、创业的重要性，因此，专业服务以及创新服务在硅谷占据较大的就业比例。总结硅谷当前IT产业的发展模式就是，以新技术研发为主，以服务为主线，走高附加值路线，以克服该地区持续上涨的运营成本。

       图2－2 硅谷当前的就业结构 
       资料来源：李钟文，威廉?米勒等编，2002，《硅谷优势——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人民出版社。

       硅谷的研发体系由以斯坦福大学为代表的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研究机构组成，是产学研密切结合的典范。大学实验室通过多种方式筹措研究经费，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发展以及技术的产业化。企业研究机构则通过与大学实验室的合作获得先导性技术，增强自身技术实力。在硅谷，从事研发工作的就业人数占到其总就业人数的10％，而美国全国这一比例是4％。硅谷企业在研发经费方面的投入也相当巨大，年研发经费总额上百亿美元。例如，硅谷的明星企业——Intel，2001年在R&D上投入了38亿美元，占其营业收入的14％。研发方面的高投入以及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造就了硅谷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强大优势。硅谷主宰着操作系统、微处理器、应用软件等利润递增市场的技术标准。硅谷地区的两个核心城市——Santa Clara 县以及 San Mateo县2001年所获得的专利占美国当年所颁发专利总数的9.5％，惠普、Intel等硅谷著名企业所获美国专利一直在全球名列前茅。
       加州硅谷信息技术的创新能力是经过三十多年才形成的。对加州产业发展路径的考察发现加州的工业体系在一浪又一浪的技术进步中不断升级。表6－3是加州和美国最大的10个产业。将1977-1997年加州与美国产业结构进行对比，清楚地显示出加州以信息技术为主的产业体系。1997年，电子计算机、半导体、电话设备、无线电与电视设备成为前四位的产业，而在1977年只有无线电与电视设备列在前四位。当然，电子计算机和半导体工业在1977年已经有很大的规模。可以看出，1977年之前的加州最大10个产业中就有6个是高技术部门：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与电视设备、导弹、飞机制造、飞机零部件与设备。加州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推动力是市场需求，不光是设计新产品。硅谷在1972年就发明了微处理器，1982年英特尔赢得了IBM个人计算机的设计合同后，这成为硅谷获得成功的关键一步，使微处理器需求快速增长。信息技术产品的需求使这一产业在短短的三十年间成为与汽车并驾齐驱的技术产业，表明国内需求才使新技术变成一个大产业。并且因新产品的国际需求增加使出口市场的反应更早，也更有活力。1986年，加州出口占美国制造业出口数的10.8%，到1997年上升到13.6%。

       进一步说，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信息产品普及率在相对短时间内的提高。鼓励使用信息技术产品、或者是普及信息技术产品从而实现产品成本的大幅度下降是全球新技术市场的强有力竞争手段。市场优势和技术优势是互为补充和互为支持的。例如硅谷的英特尔和网景公司是由创业团队创办的，他们看到了市场需求，采用了很大程度上已经存在的现有技术来满足市场需求，创造了新的信息技术领域。

 
注：以增加值来测定加州和美国最大的10个产业。

       资料来源：Paul Rhode, The Evolution of California Manufacturing, Public Policy Institute of California, 2002, p.31.
美国产业体系就不同于加州，1997年的最大四个产业是半导体、制药业、轻型卡车、塑料制品。1977年，半导体和计算机均没有列入最大的10个产业；到1997年，这两大信息技术成为最大的产业。说明过去20多年间美国这两个技术部门在国内需求的支持下转变为主导产业。从表3的技术产业演进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就是硅谷最早受益于旧工业向新计算机工业转移和计算机网络化向互联网转化的过程。在未来的数年内，硅谷的技术领先优势将因无线技术和数字消费产品的普及得到加强。

　　新竹

       全球IT产业的另一重镇——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在20世纪80年代初，以个人电脑产业为切入点，依据其灵活、强大的代工体系，逐渐成长为全球IT产业的重要代工基地。目前，共有五大行业支撑着新竹的IT产业体系，它们分别是集成电路、计算机及外围设备、通信、光电以及精密机械。

　   图2－3 新竹2001年IT产业的产值分布图
资料来源：根据台湾科学工业园区网站www.sipa.gov.tw所提供的统计数据整理得出。

　   如图2－3所示，集成电路、计算机及外围设备是新竹IT产业的两大支柱行业，2001年产值分别为3757.19亿台币（折合人民币916.4亿）、1610.71亿台币（折合人民币392.9亿），分别占据新竹57％、24％的产值。新竹已成为全球晶圆代工的重要基地，以及个人电脑多项零部件及周边设备的主要生产地，取得了晶圆代工全球第一，集成电路设计世界第二，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全球第四，笔记本电脑产量全球第一的重要地位。此外，个人电脑多项零部件及周边设备的产量在全球也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与硅谷不同，新竹的IT产业表现出极强的制造业特色，这与政府的产业政策、IT产业自身的发展特点密切相关。新竹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引入个人电脑以及集成电路制造业，由于政府产业政策积极引导与支持IT制造业的发展，使得这两个行业获得了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从硅谷IT产业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IT产业发展遵循着“硬件——软件——服务”的发展轨迹，即产业软化的发展趋势。新竹IT产业发展的时间跨度约20年时间，硅谷约为50年，因此新竹的IT产业虽然存在着硬件制造、软件开发以及服务各个部分，但是从产业的发展阶段来讲，新竹处于硬件制造阶段的鼎盛时期。最后，产业发展所形成的路径依赖，使得新竹的IT产业过多倚重制造业。

　   新竹在晶圆代工以及个人电脑产业领域的突出表现首先得益于产业发展初期外国厂商的技术转移以及从未间断的硅谷留学人员的技术传播。其次，台湾自身的研发体系对于台湾IT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台湾的研发体系在基础研究方面，是以中央研究院以及大学为主，该类机构除了从事尖端技术的研究之外，还负责人才的培养。大学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由教育部支持，而主要研究经费则由国科会提供。在应用研究、技术发展方面，政府则利用公营及财团法人研究机构进行，该类机构的研究经费主要来源于台湾经济部科技专案经费，另一部分则来源于民间以及经济部工业局的《主导性新产品开发条例》所给予的补助。该类研究机构的主要任务是进行中长期应用研究以及前瞻性技术的开发。而在技术的商业化方面，台湾的公民营企业扮演着主力军的角色。新竹厂商作为技术商业化的重要力量，在研发经费方面的大量投入形成其在该领域的优势地位。2000年新竹园区厂商投入了492亿新台币（折合人民币120亿）的研发经费，占营业额的5.42％。如表2－1所示，集成电路产业投入了352亿新台币（折合人民币85.9亿）的研发费用，占到园区研发费用的71.5％。新竹晶圆代工厂商像台积电、联电等在半导体制程技术方面的大量研发投入，造就了台湾在全球晶圆代工领域的强大实力，2000年新竹厂商在半导体制程领域共获得了1076件国外（美国、日本、欧盟）专利，其中美国专利945件，占到新竹厂商所获国外专利的85％。新竹在技术领域的另一个强项是计算机及周边设备，2000年新竹该行业厂商共获得了139件国外专利，占到新竹厂商所获国外专利的11％。

表2－1 新竹2000年研发以及专利情况

 

      80年代台湾地区高科技产业开始兴起，急需大批高科技人才，我们从下图中可以看到，从80年代开始，留学返台人数每年增多，到90年代，学成回岛的人数大幅度增加。

　　 
　　 　　 图4-13 1970-1997从美国返回台湾的留学生人数

　　 数据来源：台湾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

　　
　　从新竹的情况来看，在80年代早期，新竹每年吸引回归人才不足10人，等到90年代时，每年有大约350人回归，新竹共约有2500回归人才工作。到1999年，回归人才创建的企业占新竹总企业数的40%（总企业数为284家），还有一些回流人才是到台北的IT相关企业工作或自行创业。

以上资料来自：《硅谷、新竹与上海三地发展相关性研究》